(本文刊登於《校園》雜誌雙月刊Vol. 66 No. 3)
教會時常發生醜聞。牧者濫用金錢或性騷擾/性侵害會友的爆料,每年層出不窮。但近幾年,美國有越來越多牧者不是因為性醜聞離開教會,而是因為「霸凌」(bully)。例如,在2020年全球知名的教會植堂網絡Acts 29董事會投票決定,開除執行長Steve Timmis,理由是他「濫用權力」。他不僅拒絕別人對他的批判或指正,反指那些點出問題的人是麻煩製造者,意圖要分裂教會。他領導與牧養的方式讓人備感壓力與恐懼,還試圖恐嚇那些反抗他的人。[1]
事實上,這些「屬靈惡霸」長年已造成不少會友心理與靈性上的困擾與創傷,但大家都傾向容忍這頭房間裡的大象。北卡羅來納州改革宗神學院新約教授Michael Kruger於2022年出版的《惡霸講台:直面教會的屬靈虐待》(Bully Pulpit: Confronting the Problem of Spiritual Abuse in the Church,暫譯)便直指近年來北美教會的「屬靈虐待」(spiritual abuse)問題,已侵蝕教會的根基,無疑是迫切要嚴肅面對的課題。透過個案分析、經文詮釋與體制改革之建議,他指出教會對牧者的期待應回到聖經的僕人榜樣,而非世俗社會吹捧的魅力型領導;教會應設立更加完善的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避免權力的集中化;教會應敏銳於屬靈權柄的濫用,並提供受害者申訴管道與靈性關懷。
不過,到底什麼是「屬靈虐待」?
Kruger指出:「屬靈虐待是指屬靈領袖──如牧師、長老或基督教組織的領袖──以一種操縱、支配、欺凌和威嚇的方式行使他的屬靈權威,以維護自己的權力和控制,即便他深信自己是在追求符合聖經和國度的目標。」[2]這些屬靈惡霸的領導方式包括:不斷抓同工的錯誤,指出他們在服事上的不足或特質上的缺陷;刻意用酸言酸語傷害同工,將他們排除在正式會議外;掌握「不順服者」認罪的私密內容來要脅與控制他們,使他們心生恐懼;將那些異議者的批判視為對權威的威脅,並將他們扭曲成「教會破壞者」的形象。
雖然這些伎倆同樣也會出現在一般有毒的人際關係中,但屬靈虐待更危險的是,它會被合理化成「為了教會好」、「為神的國度做工」,因此任何阻擋牧者的人等同阻擋神。Kruger就指出,儘管這些屬靈惡霸知道他們在傷害人,但基於權力與控制欲的自戀式幻覺(narcissistic illusion),他們會認為為了事工與國度的進展,這些是「正常且不可避免」的傷害。事實上,那些被指控屬靈虐待的牧者,正好是最有「果效」的牧者:他們傳福音、植堂、幫助弱勢。這些光鮮亮麗的「祝福」,讓這些牧者甚至不覺得自己有做錯什麼事。
尤其,當這些「成功的」牧者被指控有屬靈虐待的問題,他們不僅會視自己為流言蜚語下的「受害者」,也會指責那些控訴者太情緒化、不客觀或小題大作。而更難過的是,大部分的會友往往不願意相信這些指控。就算是知情者,也會擔心如果牧者離開教會,這些年來的建造就會付諸流水,以及牧者的家人也會受到波及。諷刺的是,在屬靈虐待的事件發生後,大家竟把「同理心」如此不平等地放在權力大的牧者身上,而沒有把同等的能量用來關懷權力小的受害者。畢竟,那些受害者也是我們的「家人」,不是嗎?
屬靈虐待帶來的傷害不容小覷。除了生理與心理上的問題(如焦慮、羞恥感、不信任人),受害者不只對強調「愛」的教會產生懷疑,甚至對上帝的形象也遭到扭曲。他們可能會認為上帝對他們永不滿意,且不斷在尋找失敗並懲罰他們。
如果你曾經經歷或目睹屬靈虐待,相信你在讀到本書的個案會身歷其境,感到心碎,甚至很難相信為何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又受到掩蓋。說到底,滋養屬靈虐待的土壤為何?
Kruger指出「名牧文化」(celebrity pastor)的盛行,吸引了自戀型牧者前來教會,引發屬靈權柄的濫用。崇尚名人文化的教會認為,若要讓一個組織成功,就要找一個特別的人去領導。因此,人們會給予「名牧」特權與話語權,視之為勝過其他人的「恩賜」。「牧師的工作不再只成為一位忠誠的教師與溫和的牧者。如今,他是整個大節目的中心。……自戀型領袖『執著地關注他們的聲望、影響力、成功、正確性、革新性、實用性、舞台、肯定和權力。』這些執念是惡霸牧者的完美配方,他們會盡一切手段來保住自己的帝國,並鎮壓任何威脅到它的人。」[3]
但是,我認為本書力有未逮之處,是作者並沒有持續挖掘這土壤,探究人們為何崇尚名牧,而情願把權力交付在一個人手中。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教會從上到下都是沒有安全感的,不信任自己能自由地探索信仰、組織教會,不相信聖靈會透過每個人的恩賜建立自由開放的群體。我們期待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創造的群體,並相信加入這群體便有辦法解決自身的生命議題。這導致日益增加的依賴性。依賴越多,恐懼就越多,因為我們會在意融入群體的安全感勝過追求真理。如此一來,信仰群體沒有解放人心,反而更深地束縛信徒。
殊不知,當領導者的權威是建築在控制與恐懼,所帶來的昌盛是脆弱不堪的。我要說,這些惡霸其實是最「無能的」,因為他非得無時無刻不透過組織的成效與忠誠度來確認自己的價值。事實上,大家都很害怕犯錯,很害怕走錯路,很害怕惹牧者不開心。
精神分析家佛洛姆(Erich Fromm)便指出,施虐者的力量感來自於他能掌控某個對象,他的「愛」體現在支配上。事實上,施虐者很會「給予」物質與心靈的需要,他給予受虐者一切──除了自由與獨立的權利。[4]施虐者與受虐者會呈現「共生關係」(symbiosis),雙方都不能沒有彼此。為了要克服自己的無力感與孤獨感,施虐者將他人視為自己的一部份來壯大自己的能量,受虐者則甘願受到支配來成為偉大力量的一部份。但兩者都不是自由的,因為支配他們行動的是恐懼,而非愛。[5]
要怎麼讓受虐者一再掉入屬靈虐待的泥淖中?只要用信仰語言訴諸恐懼,讓恐懼合法化與神聖化,便能削弱受虐者的自主性與批判思考的能力。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敢說真話,因為信仰良知已被扭曲成討好權威。
我相當同意Kruger最後提到教會在體制上要特別注重問責制度,避免牧者單一權力過大,或是同工都是牧者欽點的小弟。我自小成長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較少聽到牧師集權力於一身壓迫同工或會眾,大多是牧師跟長老為了事工吵到不可開交,甚至憤而離開教會。由於長老教會是「小會治會」,小會成員包括牧師與長老,但他們的職稱都是「長老」(牧師是「教導的長老」,長老是「治理的長老」),沒有誰的權力比較大,因此牧師與長老理念不合時有所聞。這制度內建了權力的平衡與彼此的監督,所以牧師推行任何事工或教導,都需要放在「小會共同治理」的框架中。這意味著,教會的方向不是牧者說了算,而這肯定會「沒有效率」。這樣的「沒有效率」固然讓事工裹足不前,但在某程度上可避免屬靈虐待的橫行。
誠然,沒有哪一種制度是完美的。人自我中心與渴望權力的罪,會在任何的制度中竄出。然而,對權力的敏感是必要的。《惡霸講台》讓我們敏銳於屬靈虐待的伎倆、恐懼的文化以及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這或許對華人長期以「和氣」為名行威權之實是一記當頭棒喝。台灣對於屬靈虐待的探討還不成氣候,盼望本書能讓大家喚醒這議題的重要性,看見受傷的羊群,並攜手打造更開放且健康的教會文化。
[1] Kate Shellnutt, “Acts 29 CEO Removed Amid ‘Accusations of Abusive Leadership’”, Christianity Today, Feb 7, 2020,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news/2020/february/acts-29-ceo-steve-timmis-removed-spiritual-abuse-tch.html.
[2] Kruger, M. J., Bully Pulpit: Confronting the Problem of Spiritual Abuse in the Church (Zondervan, 2022), p.24.
[3] 同上,p.10。
[4]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新北:木馬,2015),頁170-172。
[5] 同上,頁182-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