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蘭的「平庸之惡」為人們開啟了一種不同的思考道德行為的方式。在納粹官僚體制與當時極端的國族主義氛圍裡面,許多人並不抱持著某種邪惡或暴戾的主觀心態,卻參與了種種被我們指認為反人類的行為。在這種觀點之下,我們能去理解為什麼許多「看起來不像」的人會在一個偏差的環境與意識形態之中從事惡行。
在戰爭中,彬彬有禮的官員共同犯下殘忍的屠殺、在和平時期,我們也會看到醫師、教師、軍警等在社會上被尊敬或被認為應該有較高道德操守的職業群體系統性地收賄、報假帳、相互包庇。如果環境不是那樣,他們很可能都不會主動去想做那樣的事,但如果「潔身自愛」需要特別費功夫、在體系中參與惡行則理所當然,那麼,智性上與教養上的積累有時反而能讓他們服從得更好。
然而,當鄂蘭用這個架構來考慮主持會議並讓「最終解決方案」得以落實的軍官艾希曼時,許多學者都沒有辦法同意。當然,在鄂蘭的使用下,「平庸的惡」並不因為它的平庸與可理解性而值得被原諒,它仍「令人毛骨悚然」。但我們其實很難去將艾希曼這樣已經有著一定權力的核心人物當作僅僅是在「服從」。作為一個個別的、有權力的人,他非但應該要能在一些情況中做出選擇和決斷,他的選擇和決斷甚至構成了其他人所要服從的命令。
作為Daniel Goldhagen所謂「能負責任的、成熟的、受過文明教育的」有教養的德國人,這些軍官並非沒有一般意義下思考能力的人。事實上,艾希曼是康德倫理學的信奉者。在這樣的義務論倫理學體系裏面,他會將自己理解為一名「自我立法的自律主體」。讓他以及其他位高權重的軍官得以做出那些決定的並不是某種對道德的蠻不在乎、並不是對領導或國家命令的無條件接受。他主動地將某些他認同的道德命令視為義務,積極地服從(或者,以Žižek式的說法--一種「過剩服從」(surplus-obedience))。
在這些能夠毫無悔意地不將另一些人當作人來行使反人類活動的人的表現之中,我們能區分出一種有別於所謂「平庸之惡」的積極性。這種「惡」是一種為了達到更高善所做的必要犧牲,所以他們才可以如此理所當然地合理化它們。在最為表面的地方,這樣的活動是服務於魅力領袖、黨、國家與民族主義。但在更深處,要做得越泯滅人心,其內在動力就需要被標示為一種具超越性的、人類層次的善或愛。
納粹對猶太人的恐懼與厭惡不僅僅是一種種族對另一種種族的歧視,而是「種族」對「反種族」(anti-race)的恐懼與厭惡。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除了美國這樣晚近的少數個例之外(事實上,剝除了美國在軍事與經濟上的強大,多數歷史較長的民族國家對美國仍存在某種鄙視乃至於敵視),國家與種族之間具有緊密關係,長年沒有自己國家的猶太人被認為是一種藏匿在各個種族中的黏菌與膿液,非但會破壞自視甚高的雅利安種族,甚至會傷害構成全人類秩序的「種族」這一概念。
Bauman指出,猶太人被以一種「內在陌生人」(foreigners inside)的令人不安與憤怒的方式認識。許多人相信自己群體或國家的種種資產隨時可能被「這些傢伙」奪走。相反立場的人會把自己所敵意的那些具衝突的身分會具到猶太人身上:「他既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者,也是社會主義者。他被譴責為懶散的和平主義者,但怪異的巧合是,他也被認為是無止境戰爭的煽動者。」它們被連結到混沌與毀滅,相反於道德行為主體總是相信自己背後代表的理性與秩序。
也就是說,對於那些最終下了滅絕決定的「有教養的德國人」而言,他們是在為全人類排除人性理想的障礙,去替除人類之中的「非人」乃至「反人」。隔離是沒有用的,必須有系統地去傷害與清除它們,否則作為人類一份子、種族一份子的自身的同一性隨時可能被侵蝕。
「我,『一個謹慎微小的官僚』,沒錯,那確實是我。但……這個謹慎的官僚的出席……是一名狂熱的納粹戰士。為自己的自由之血而戰,那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鄂蘭的分析確實指出了一種使人得以無心地為惡的結構,但艾希曼所做的以及其背後想要達成的,比那些結構性分析來得更多。
Žižek相信,大屠殺這樣的行為並非出自於某種動物性本能的釋放,而必須是來自一種「人性」。那些真正不將人當作人看的惡行往往能溯及某種被表述為「秩序」、「自然」等的「更高價值」。在我們這個時代中,狹義的「種族滅絕」已經不容易再發生,但虐殺、監禁、強暴等不將對方視作人類來對待的犯罪事件仍在不止息地發生。一些去做出惡意行為的既得利益群體不見得是主動地在捍衛那些本就不屬於他們的特權,卻是積極地在服從某種強烈的對維護自身世界觀有利的保守主義。
在這個意義下,即便是更加地缺乏意識的、一般所謂的「平庸之惡」,其實也是在動用自己全身的肌肉去「積極地怠於思考」,透過「玩笑」、「沒那麼嚴重」、「也可能是這樣」等多層次但互不相容的藉口,去用力地讓自己不需要保持思維的一致性。我們的確有平庸與被動為惡的一面,但極為清晰的事實是:許多人主動地選擇讓自己維持「平庸」、主動且字面意義上地"Stay fo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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