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現代大學教育的歷史源流與困境

大學教育的實用主義是從普魯士王國被拿破崙擊敗後重新改造教育體制所產生的新教育兼研究模式，當時的教育大臣威廉洪堡雖然一方面堅持貴族式的全人教育(也就是傳統的法學、神學和醫學，這些學問當時只是貴族或資產階級額外必備的知識，但不被當成職業來培養)，但為了因應新的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官僚組織模式以及新時代戰爭科學技術的提升，大學的教育逐漸往爭取物質功效或世俗啟蒙科學的方向發展。到了韋伯開始教書的那個時候，很多大學生讀大學基本上已經不是為了傳統全人教育，而是實際的商業利益和證照資格。雖然這套大學改革為德國的科學升級做出許多貢獻，也獲得學術大國的美名，但另一方面早在威瑪共和時代就已經產生學術人才過剩以及學品質降低的情況，所以像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有三個博士學位，卻在加入納粹以前是個完全沒有工作收入的無業遊民。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仿造德國學製的日本帝國，像太宰治、安部公房和三島由紀夫也都是新世代大學產物下培養出來的文化浪人，這些人對自己社會產生的那種強烈的疏離感並不完全是因為戰爭造成，而是他們在一個新的社會裡強烈自覺自己某種程度上是個無用之人。美國的大學則是在一九六零年代後才進入到實用主義階段，早期的大學很大一部份是為了培養神職人員所建，所以六零年代以後嬉皮文化盛行。但到美國和德日不同的地方在於，美國在七零年代以後隨著石油危機解除而不斷擴大全球勢力，使得美國的人才即使在全球的任何角落都還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也是後來美國知識界會普遍為全球化自由主義背書的原因。台灣的大學教育本身就帶有很強的實用性質，這是因為它在日本帝國時代就已經被預設為培養官僚或各種專業領域人才的機構，就連人文學科也帶有很強的菁英官僚傾向，這也是為什麼像林茂生和廖文逵這群人再怎樣接觸英美或歐陸哲學，到最後都會回到政治哲學的原因。反倒是台南的長老教會神學院培養出來的台籍牧師都有很強烈的全人教育氣質，就連戰後從中國移來的教會大學(東海輔仁)至今對古典全人教育的執著還是強過其他國立大學。戰後台灣當局不論是國民黨或者黨外菁英，都因為受到美國現代化理論的影響而深信將美國的公立大學制度複製到台灣普及將有助於整體國民水準的現代化，而台灣因冷戰產業鏈的關係，也確是實現了國民現代化(僵硬版的美國化)，這和戰後的大學教育政策互為因果，沒有教育影響社會還是社會影響教育的問題，是時代的一體兩面。到了九零年代黨外菁英進入體制內執政以後仍然是依循著這套現代化教育理念在廣設大學，但人才過剩的問題早已浮現出來，到了我讀大學的那個時代高教崩壞論的傳言也就甚囂塵上了，也無怪乎大學無用論不論藍綠都成為現代老一輩人們的共識。台灣的高等教育走到今天這樣確實不是任何一位教育官僚的錯，從現代大學體制誕生後就注定總有一天大學很容易變成無用之人的培養槽，而那些被時代拋棄的人也只能努力為自己生命尋找一點意義或出路，如果不考察這層脈絡，只是一味指責當代台灣人對高教的品味很功利、很庸俗，那不免是把自己的眼睛遮起來無視大學現代化在世界史上的困境，甚至把國人對此一困境的反省視為民德低俗的現象，那麼這樣跟那些整天拿著頂大學歷到處對自己一無所知的事情指指點的「高智商菁英」有什麼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