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靡雙週報〉第17期

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今年舉辦了以病識感為主題之一系列分享會，分別從當事人、家屬以及相關科系研究生之角度探討此一主題。然而，究竟什麼是「病識感」？病識感此一概念對於我們了解精神困擾者之處境又有何作用呢？本次的雙週報將帶大家導讀李舒中老師的論文〈精神疾病「病識感」（insight）的社會分析：一個民族誌的觀察〉，希望能深化對病識感相關之討論，若想更了解此篇論文，可參照文末的連結。

儘管病識感一詞在臨床上很常被使用，然而，在學術上，對於何謂病識感卻缺乏清楚、客觀的定義。李舒中認為有關病識感的討論將會遇到以下四個困境：

因此，他認為，有關病識感的討論，不能抽離其臨床脈絡來看，並且除了微觀的醫病互動以外，也要考慮巨觀的社會結構以及歷史文化脈絡。

李舒中老師彙整了過去提出的病識感理論模型。其中一個比較系統化的說法是Anthony David的多面向病識感模型，他將病識感分為三個面向，第一個是對「異常心智狀態的辨識」，也就是要能注意到有什麼事情怪怪的，不太對勁的感覺。第二個則是將這樣的怪異歸因於疾病，例如有些人可能認為自己是「卡到陰」，那麼這時他可能就沒有將這樣的狀態歸因到疾病上。第三個則是對醫療的順從，也就是要乖乖聽醫生的話接受治療的意思。Anthony David認為完整的病識感要在這三個面向都有充分之展現，才算是有完整的病識感。

當然，前述的說法得到很多批評。其中一個最大的部分就是將對醫療的順從放在病識感的概念中。這時候，只要病患不聽從醫療人員的指示，就會被認為不具有完整的病識感。這使得病識感一詞成為醫療中心的觀點。此外，在這樣的狀況下，病識感也常常和醫病雙方觀點的一致性混淆，這使得我們難以區分所謂「病識感」跟「病患是否同意醫護人員的觀點」這兩件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又或者說，當我們使用病識感這個詞時，又多表達了什麼？除了這些批評以外，也有人認為病識感在使用上常常被全有全無，忽略了其內在的複雜面向與歷程。最後，病識感或者整個精神醫學體系其實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之上，像是當我們說「一個人有沒有病識感」時，其實某種程度上也預設了人作為一個獨立、可以和他人清楚區分的個體，然而，是否在所有文化中都有這樣的預設其實是不一定的。

於是，在這些批評之下，Kirmayer跟Corin認為應該將病識感視為社會文化的歷程，而這樣的歷程除了疾病經驗以外，還牽涉到病患與自身、家人和醫療人員協商的歷程。作者也認為病識感的討論不能抽離臨床脈絡來談，而是要考慮到微觀的醫病互動以及巨觀的社會結構以及歷史文化脈絡。作者以這樣的理念以及臨床民族誌的方式紀錄並分析了一位病患和醫療人員互動的歷程。他發現，若從醫療的角度來看，大山的行為很容易被解讀為「缺乏病識感」，其內涵的社會意義與策略就會被忽視，然而，大山的行動以及話語並不僅僅是一句「缺乏病識感」可以概括，其背後所隱藏的語言多義性以及隱晦的社會性指涉都值得我們仔細深思，並可以為臨床現場之工作者以及相關學者帶來有用之洞見（insight）。

詳細內容請參考：http://homepage.ntu.edu.tw/~anthro/download/journal/7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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