滌是一個高敏感、有強迫症的控制狂，同時也是一位拒絕出外工作、甚至極少出門的繭居族，這些是「滌」身上有的標籤，是的，他不正常，是一位沒有接受醫生診斷的精神疾病個案。然而，他也是一個完整的人。
廖瞇在這本《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寫下她與她的弟弟（作者決定在書中稱呼他為「滌」）對話、互動的真實記錄，翻開書，讓我們近距離讀見標籤底下，是什麼樣的思緒綁縛住滌的心靈。
「不正常」
滌為什麼是不正常的人？在討論「不正常」之前，我想先跟著作者在書中不斷拋出的問題，探討「正常」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瞇一直反覆自省：滌身邊的人，包括自己，總是希望滌「變好」。然而，這個「好」是外在世界認為的好，而不是滌這個人認為的好，便成了一種強迫。她自我矛盾地問著：「為什麼我一邊說『不正常並非不正確』，但同時又希望他是個正常的人呢？」
理性上她知道必須尊重多元的想法，但當滌的行為使得家庭生活變得艱難，她也希望事情有所改善。這樣質疑自我的反思是痛苦的，卻不得不在生命裡去找尋答案。她強烈的道德意識與真實的心願互相矛盾，她仍然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心，往問題的本質去挖掘，寫出了一般善良的人們面對這樣的難題之所以感到打結、不快樂的原因。
我們可以跟著瞇的思緒拆解這個議題：
A. 在個人的層次，瞇希望滌變得正常－－不要在意那些永遠也在意不完的事情，這樣他也不會那麼累，永遠感覺不舒服。這是瞇所能做到，「以滌的角度出發」而定的「好」。然而，透過一次談話中偶然碰觸到的話題，她認知到，滌並不是「自由選擇」去在意那些細節，而是一種無法控制地不得不。
了解了這一點後，大眾常抱持的「你為什麼不要想開一點」等質疑便成為無效的建議，因為很多時候，個案本身並無法透過理性控制，直接要當事人停止在意，反而會虛耗意志力。如此對他真的是好的嗎？
B. 在家庭的層次，如果滌變得正常，家人的日常生活能夠過得比較輕鬆——他們能夠自由使用客廳，經濟負擔也能減輕。瞇想要滌變好，是為了家庭、與滌同住的父母著想。但另一方面，她又想著，家庭的養分與意義應該是要使孩子長大成為他自己。此時，「變好」怎麼能等同於「變成父母希望的模樣」？
C. 在更大的社會層次，「正常」的概念是被多數宰制的。社會常常為了效率而發展出制式化的制度，人也會因為直覺性的認知偏誤，而無法肯定社會常模以外的行為。例如「禮貌」的概念並不為滌所重視，已社會化的人在與滌相處時，常常因此感受到被冒犯。但「好」、「尊重」只能透過禮貌來表現嗎？
書中廖瞇寫道「有沒有可能，他面前的選擇太少？」其實我常常反思，在這個追求高效率的社會，我們沒有足夠的留白來抵禦這個世界的惡意，甚至連電視廣告的腳本都是這樣追趕著時間的（例如止痛藥的廣告疾呼道：「快來不及了，你哪有時間痛？」）在這樣餘裕不夠的情況下，人們當然傾向將一個人的偏差怪罪於單一創傷事件或者是家庭教養，就像廖瞇寫的：「因為那樣比較容易」。
滌與這個社會的價值觀不同，因此無法融入，然而單方面希望滌「社會化」只是講求「正確」，卻是有侷限的觀點。轉個彎，有沒有讓滌有自由選擇適合環境，或者改變社會觀念的可能性呢？
行動、書寫，然後
作者在書中寫到，與滌說話是一件非常耗能的事「跟滌講話一次至少要兩小時，而且要精神狀態很好。」每一次想要開啟對話，她都需要小心翼翼，以不嚇到滌的方式引起他的注意力。
但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準備，她沒讓自己落入反射性思考的認知偏誤陷阱裡，她不求快，不帶著一己的偏執，抱持開放的心與滌對話。
這個心態正是推動改變的關鍵。她積極主動去開啟對話的機會，用心地聆聽、表達、記得，與改變。所以她能逐漸歸納出滌表面強迫症症狀底下的核心原則——對生活的掌控感、「正確」與「完成」，使她擁有新的認知框架去了解她的弟弟。她也知道了更多過去從未清楚認知的家庭史，因為她願意不退縮的鼓勵媽媽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說出來。
書的後半部，我覺得作者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那就是把自己長時間寫就的紀錄拿給當事人看，坦然地聆聽對方的反應，然後也表達自己的看法，並且再繼續忠實地紀錄對方的反饋。我認為這是十分難得的，使得這本書不只是一本紀實文學，而是真真實實地產生了影響，使家庭關係難解的結，有鬆動的可能。
這本書「有用」嗎？
這一本非常貼近私己生活的家族紀實，書完成之際，瞇家內的改變也完成，然而瞇決定將書出版，因為她相信這個對她有用的過程對我們也有用，她相信世界上某個角落也有很多人，可能正經歷著相同的事。
而我認為她的思考方法在面對任何一個議題時都是重要、有參考價值的：先把自己的雙腳踩穩了，才伸出手拉關心的人一把。 廖瞇總是誠實的去剖析自己或正面或負面的想法，在寫作的過程中一直自我覺察，意識到自己好像只對特定的人有耐心；對其他家庭成員則較少，不斷不斷修正自己。而她在成為自己家庭裡的導體之外，也向外伸出手：寫信向心理學教授請求建議，並開始閱讀心理學經典《成為一個人》，尋找更多工具來輔助自己。這使她長出更多更多力量。有了理論，並應用實踐之後，她仍不停止質疑，寫下她與宋老師對談交流後，產生的後設性的反省。
總結而言，面對精神疾病汙名化的議題，我認為《滌這個不正常的人》不僅能夠讓我們了解一個個案更多元的面向，以及他的家庭面貌，作者廖瞇的自我詰問也是一份給讀者的大禮：回應真實問題的行動指南。
延伸思考：
2022年滌因為健康問題離開人世了，但對於這個議題的思考，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
廖瞇在一次訪談中也問：「如果滌表達想工作的意願，但他與社會脫節近十年，我能做些什麼減低阻力？社會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
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我們在面對巨大社會問題時常感到無力，然而我們都只是渺小的個人，光靠自己當然沒辦法撼動體系，但我們不要感到絕望，因為如果能夠連結資源，讓更多人，甚至推動改革政策制度的力量來幫助這個人，那個人責任也不會顯得那麼沉重。
參考： 各縣市政府 職業重建窗口 陳俊呈〈有精神疾病還能工作嗎? 就業服務員又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