滌是一個高敏感、有強迫症的控制狂,同時也是一位拒絕出外工作、甚至極少出門的繭居族,這些是「滌」身上有的標籤,是的,他不正常,是一位沒有接受醫生診斷的精神疾病個案。然而,他也是一個完整的人。
廖瞇在這本《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寫下她與她的弟弟(作者決定在書中稱呼他為「滌」)對話、互動的真實記錄,翻開書,讓我們近距離讀見標籤底下,是什麼樣的思緒綁縛住滌的心靈。
滌為什麼是不正常的人?
在討論「不正常」之前,我想先跟著作者在書中不斷拋出的問題,探討「正常」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瞇一直反覆自省:滌身邊的人,包括自己,總是希望滌「變好」。然而,這個「好」是外在世界認為的好,而不是滌這個人認為的好,便成了一種強迫。她自我矛盾地問著:「為什麼我一邊說『不正常並非不正確』,但同時又希望他是個正常的人呢?」
理性上她知道必須尊重多元的想法,但當滌的行為使得家庭生活變得艱難,她也希望事情有所改善。這樣質疑自我的反思是痛苦的,卻不得不在生命裡去找尋答案。她強烈的道德意識與真實的心願互相矛盾,她仍然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心,往問題的本質去挖掘,寫出了一般善良的人們面對這樣的難題之所以感到打結、不快樂的原因。
我們可以跟著瞇的思緒拆解這個議題:
A. 在個人的層次,瞇希望滌變得正常--不要在意那些永遠也在意不完的事情,這樣他也不會那麼累,永遠感覺不舒服。這是瞇所能做到,「以滌的角度出發」而定的「好」。然而,透過一次談話中偶然碰觸到的話題,她認知到,滌並不是「自由選擇」去在意那些細節,而是一種無法控制地不得不。
了解了這一點後,大眾常抱持的「你為什麼不要想開一點」等質疑便成為無效的建議,因為很多時候,個案本身並無法透過理性控制,直接要當事人停止在意,反而會虛耗意志力。如此對他真的是好的嗎?
B. 在家庭的層次,如果滌變得正常,家人的日常生活能夠過得比較輕鬆——他們能夠自由使用客廳,經濟負擔也能減輕。瞇想要滌變好,是為了家庭、與滌同住的父母著想。但另一方面,她又想著,家庭的養分與意義應該是要使孩子長大成為他自己。此時,「變好」怎麼能等同於「變成父母希望的模樣」?
C. 在更大的社會層次,「正常」的概念是被多數宰制的。社會常常為了效率而發展出制式化的制度,人也會因為直覺性的認知偏誤,而無法肯定社會常模以外的行為。例如「禮貌」的概念並不為滌所重視,已社會化的人在與滌相處時,常常因此感受到被冒犯。但「好」、「尊重」只能透過禮貌來表現嗎?
書中廖瞇寫道「有沒有可能,他面前的選擇太少?」其實我常常反思,在這個追求高效率的社會,我們沒有足夠的留白來抵禦這個世界的惡意,甚至連電視廣告的腳本都是這樣追趕著時間的(例如止痛藥的廣告疾呼道:「快來不及了,你哪有時間痛?」)在這樣餘裕不夠的情況下,人們當然傾向將一個人的偏差怪罪於單一創傷事件或者是家庭教養,就像廖瞇寫的:「因為那樣比較容易」。
滌與這個社會的價值觀不同,因此無法融入,然而單方面希望滌「社會化」只是講求「正確」,卻是有侷限的觀點。轉個彎,有沒有讓滌有自由選擇適合環境,或者改變社會觀念的可能性呢?
作者在書中寫到,與滌說話是一件非常耗能的事「跟滌講話一次至少要兩小時,而且要精神狀態很好。」每一次想要開啟對話,她都需要小心翼翼,以不嚇到滌的方式引起他的注意力。
但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準備,她沒讓自己落入反射性思考的認知偏誤陷阱裡,她不求快,不帶著一己的偏執,抱持開放的心與滌對話。
這個心態正是推動改變的關鍵。她積極主動去開啟對話的機會,用心地聆聽、表達、記得,與改變。所以她能逐漸歸納出滌表面強迫症症狀底下的核心原則——對生活的掌控感、「正確」與「完成」,使她擁有新的認知框架去了解她的弟弟。她也知道了更多過去從未清楚認知的家庭史,因為她願意不退縮的鼓勵媽媽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說出來。
書的後半部,我覺得作者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那就是把自己長時間寫就的紀錄拿給當事人看,坦然地聆聽對方的反應,然後也表達自己的看法,並且再繼續忠實地紀錄對方的反饋。我認為這是十分難得的,使得這本書不只是一本紀實文學,而是真真實實地產生了影響,使家庭關係難解的結,有鬆動的可能。
這一本非常貼近私己生活的家族紀實,書完成之際,瞇家內的改變也完成,然而瞇決定將書出版,因為她相信這個對她有用的過程對我們也有用,她相信世界上某個角落也有很多人,可能正經歷著相同的事。
而我認為她的思考方法在面對任何一個議題時都是重要、有參考價值的:先把自己的雙腳踩穩了,才伸出手拉關心的人一把。 廖瞇總是誠實的去剖析自己或正面或負面的想法,在寫作的過程中一直自我覺察,意識到自己好像只對特定的人有耐心;對其他家庭成員則較少,不斷不斷修正自己。而她在成為自己家庭裡的導體之外,也向外伸出手:寫信向心理學教授請求建議,並開始閱讀心理學經典《成為一個人》,尋找更多工具來輔助自己。這使她長出更多更多力量。有了理論,並應用實踐之後,她仍不停止質疑,寫下她與宋老師對談交流後,產生的後設性的反省。
總結而言,面對精神疾病汙名化的議題,我認為《滌這個不正常的人》不僅能夠讓我們了解一個個案更多元的面向,以及他的家庭面貌,作者廖瞇的自我詰問也是一份給讀者的大禮:回應真實問題的行動指南。
2022年滌因為健康問題離開人世了,但對於這個議題的思考,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
廖瞇在一次訪談中也問:「如果滌表達想工作的意願,但他與社會脫節近十年,我能做些什麼減低阻力?社會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
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我們在面對巨大社會問題時常感到無力,然而我們都只是渺小的個人,光靠自己當然沒辦法撼動體系,但我們不要感到絕望,因為如果能夠連結資源,讓更多人,甚至推動改革政策制度的力量來幫助這個人,那個人責任也不會顯得那麼沉重。
參考: 各縣市政府 職業重建窗口 陳俊呈〈有精神疾病還能工作嗎? 就業服務員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