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兩個分公司的合併,業務責任仍然延續著先前的大分類,也就是東亞地區歸我管,而總裁同事仍然主管原先的東南亞地區。我所以逐步涉入東南亞市場,那是源自於新執掌的責任範圍,我是‘’操作‘' 層次(Operation Level) 的亞洲行銷總負責。
這裡產生了一個基本的結構問題,也就是我的行銷職責範圍;最高只到“事務”或“庶務”性質的任何須要。一旦涉及政策方面的,譬如結構性的變化,那就屬於“政務”性質(Policy Level),我的職權瞬間轉成了幕僚功能。也就是只能提建議,而決定權是在他的手上的。
這一點,也許是執行長在重組亞洲系統時沒有想透的,我也在幾番衝撞和折衝之後,開始理解,我們的組織結構沒法支持所有的正向動能; 或是激發糾正負面現狀的能量。制度會自行踩煞車的, 即便不是系統無法順利通行,成員思路的滯後怕是無法避免。
基於權責分割,東南亞的最終負責人是我的總裁同事,他有最終決定權。在行銷層面,我充其量;就是他的幕僚。再說,從現況看起來;自他接手兩三年來,該做的,他已經做了。而做不成的,就是今天所呈現的樣態。如果,那是個成就,就該歸他。若那是問題,那麼;問題就是他。
先不說理性的面對問題,就從感性的層面來看,讓我這個遠方過來的同事一一點出他區域的問題,在東方人一向重視自尊的特質,怕他臉上是面子掛不住的。從心理學的角度,他採取自衛的心態就不奇怪了。
這個情況是我進這家公司以來做事最難的一次,我必須嚴肅考慮在地負責人的立場。就我倆的互動關係來看,會產生許多不同的可能性,唯一不太可能發生的就是;我倆的摩擦或是衝突走向表面化。
一旦那樣的矛盾發生,能夠出來擺平的人就是執行長,這麼一來我倆不論對錯,兩人的專業自尊全部蕩然無存。因此,這態勢只能靠智慧;或是極高的人際技巧處理。情況不是兩難,是非常的困難。不過,太過輕易放棄怕不是我的選項。
他提過泰國舊事之後,我就想;既然兩人對過往有了共同的認識,那就比較好談。我提議,我去收編當地台商的貿易通道,這些通道從台灣進口很多機械配件甚至半成品原料,那塊灰色地帶生意吃掉了不小百分比的市占率。這樣;一來可以供需兩端都掌握,也可以調控市場的價格。
當地台商的非正式渠道成本結構;絕對沒法跟原廠競爭,我們可以迫使他們在當地取貨,免去他們輾轉進口的麻煩和風險。我們把地區利益預留出來,作為將來和原指定歐洲渠道談判的籌碼。再說,萬一各方都不諒解時,那就我出面‘’頂缸‘’;擔起責任。
我的思考基礎是;時代變了,那家歷史悠久且“懶惰傲慢的”歐商不會是我們的未來,我們雙方遲早要攤牌的。不如;我們加快市場的開拓,趕緊把未曾觸及的領域(Unmet Market)納入,而不是如之前的;去拿他們飯碗裡頭的。
這樣;我們會有不受干擾的時段,讓實際的強弱態勢慢慢形成,以便迫使他們就範。若真能改變市占率的結構,我自信可以得到執行長的支持,就把過往的‘’政治性代理‘’拋進歷史的灰燼裡。
這個“革命性”的計畫,我說得明白,他聽得也很清楚。他應該看出這個構想的可行性,而且是他從來沒想過的。他說; 他須要兩天仔細想清楚。
最後,他希望先試別的市場,暫時不考慮泰國。他覺得;若要開拓新的市場,可以從寮國,高棉或是緬甸開始。
我其實心裡早有答案的,他沒解釋不動泰國的真正原因。我相信他不想再去搖晃那條安靜不動的船。我沒法跟他辯論這件事,因為泰國的成敗他確實必須負全責。他的處理手法我算是清楚了。再說,萬一我的方法成功了,他就真的會被比下去。這個屬於他個人的權衡,應該是明智的;雖然有點迂腐。
他決心做他的‘’安樂公‘’,不想打動原本的平衡,除非來自他的上司的指令。他知道執行長不會是啟動者,要做必然來自市場。所以,他可以做他的太平官。
到這裏,我算真正清楚我的可為空間在哪裡?還有;我的使力空間有多少?簡單說,若把整個東南亞分公司實體;當成是中世紀歐洲一座大風車磨坊的話,我就是那騎著一匹老馬,手持長矛的年邁唐吉珂德,硬要去捅那沒人看得到的魔鬼,其結果應該是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