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辦文件的場所,看見兩個國中生,一個穿著簽滿名字的學校運動服,另一個則是便服打扮。我擅自假定她們是同學,這件事情事後得到驗證,另一名看起來年紀相仿的男孩跟媽媽一起進門,在媽媽抽取號碼牌時,兒子與已經在辦事的兩人對到眼,互相打了招呼。「遇到同學喔?這麼巧?」那名媽媽問兒子,他點頭稱是。
以簽滿名字的制服來說,應該是國三(其實也可能是小六,我無法確切看出來)畢業典禮之後的意思。我當時思考的事情是,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應該沒有自己一個人踏進過那樣的地方,無論是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甚至郵局,就算不是家裡長輩幫我去辦,也會是帶著我一起弄。既然有大人在處理,我大概也不會去注意細節,可能印章身分證或其他東西在我口袋,櫃台裡的人說要什麼,我再把它拿出來。
但那兩個孩子一個坐著一個站著,她們已經在和社會體系互動了。什麼情況下那個年紀的人需要自己來辦文件呢?櫃台人員的嗓門很大,他問「父親那邊的文件也要嗎?」國中生想了一會之後說也要(也或許她不是在想,是在手機上查了一下或用訊息問了一下)。我很幸運沒有在童年時候需要面對父親和母親不同戶的情況,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幸運,讓我一直都少面對了很多事情。
那個和媽媽一起來的孩子應該也是如此。他是以一個小孩的身分進來的,與他巧遇的兩位同學不一樣。他也會有他需要煩惱的事情,譬如說球賽、譬如說電玩的積分和階級、又或者說不定這兩名同學裡面有他暗戀的對象,「與媽媽一起出現」或許因此讓他感到困窘尷尬。
這些事情並非不重要,也不全然「只是小事」,但當有些人被環境督促著提早長大時,這樣的幸運,有時使得我們太晚才意識到那些理所當然不是理所當然。我們需要面對社會、面對自己與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但我們在孩提時期習慣相信這些事情沒有那麼重要。我們不知道「那些大人」為什麼總是為了那些「沒什麼意義的事情」煩惱,我們覺得自己在乎的事情才是事情。在我們的世界裡確實是那樣,但那是有人幫我們把事情做了、幫我們承接了那樣的煩惱。
行政體系當然還是過於繁瑣,且一定有許多細節可以簡化與調整的地方,因為時代和人的迂腐與「差不多就好了」的性格而積重難返。但那是現狀、是無法全然忽視的既成事實。在它被修正得更好之前它必須被以這種不夠理想的模樣運行,緩慢讓社會推進。有些人更早接到接力棒,所以她們在那些你還是孩子的時候就已經長大。有些人或許一輩子都無須真正去面對,但那是因為有人替你做了。
「在一個會以任何不正義方式監禁人的政府之下,正義之人真正的棲身之地正是監獄。」梭羅因為不願意對允許奴隸制並對鄰國發動帝國主義戰爭的美國政府支付稅金,因此被捕入獄,並寫下了著名的作品〈論公民的不服從〉。那是一篇包含了重要洞見的文章,而在梭羅入獄的隔天,一名被認為是他親戚的人幫他支付了積欠的稅金,他便獲得釋放,於是他無後顧之憂地「堅持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