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好望角旁,一艘打算入港避難的船隻。船上的水手向經過的另一艘大船上的人詢問當晚是否也打算入港。技術高超但也以一意孤行著稱的荷蘭籍船長在狂風中強硬地給出否定的回答:
「如果我進港,就讓我永世受詛咒,因為我將在此迎風航行直至審判日。」
這艘船確實沒有在當晚進港。並持續地航行至今,在氣候最為惡劣的時候,不時會有船員恍惚間看見那艘隱隱發著詭譎光芒的船--飛行荷蘭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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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已死。如同飛行荷蘭人的船長。
在文學愛好者的書架上。擺放著一些神聖可敬的遺物,以及許多從一開始就注定無法被恆久擺放的腐敗與酸臭。在決定論與自由意志問題上選擇融貫論的人可以很快接受這個想法:在種種趨力下,意圖在作者那裡產生,使作品得以被如此創造出來。對於這樣的立場而言,作者就像不會再見面的舊情人,就算他還活著,也像是死了一樣。
我們畢竟還是長期活在考試教育的社會裡,以至於即便在討論文學,人們還是急迫地想要找尋一個標準答案。即便在一些現代詩的討論之中,我們還是經常聽到人們詢問「這是什麼意思?」、「那指的是什麼?」,彷彿那是某人刻意張貼在報紙上的字謎測驗,我們得解出來,下一步才有機會加入圖靈的密碼破譯團隊。
可是誰能給出標準答案呢?新聞記者將國文大考的考卷拿去問作者。「這題我也不太確定耶」,蓋上「藍色窗簾」的印章之後,網路上充滿了快活的空氣。而在另一些情況,作者已死--我的意思就是「作者已死」--我們沒有對象可以問。那些官方總會保留的最終解釋權不會像著作財產權一樣能被作者的親人繼承,尼采的妹妹整理了關於「權力意志」的文章,但那是尼采想要呈現的方式嗎?當尼采沒有完稿便死去後,有所謂的「尼采的權力意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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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解釋笑話給聽不懂的人聽時它會很難好笑,在影視作品裡涉及到非直接關聯於主線故事的笑話時,譯者通常會用在本地語言文化中有相似效果的笑話代替。即便這樣的笑話不可能出自原作者之口,如果使用得當,甚至會比直接翻譯再加上說明更能讓觀眾體會到那個情境想要給出的感受。
詩或詩意的文字同樣有著難以被解釋與翻譯的面向。這一方面與笑話一樣有文化的理由、或因為諧音雙關在不同語言中往往難以同時成立。另一方面,之所以要用詩或文學的方式去表達,很大程度就是因為那些想要表達與展現的內容,往往具有一些難以用精準論述去捕捉的模糊性與氛圍性。
所以即便作者活著且願意誠實地與你對談,他也不見得能夠好好地解釋。他的解釋不過是種種詮釋的其中一種,他可能與作品更熟悉,但也可能因為他看過太多次、並且是從其完成前就一再閱讀,他可能有更多近視性的誤讀。
我深刻記得幾年前看完《天注定》後,賈樟柯導演在映後座談裡將作品解讀得相當平庸。慶幸的是,我當機立斷地忘掉導演說的每一句話,才能在幾年之後依然對那部作品保持不錯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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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盪的時間裡,你隱約看見了漂浮在那裡的飛行荷蘭人號。
在這個被無數海洋故事引用的傳說中,Falkenburg、Bernard Fokke與Hendrik van der Decken都被推測可能是那艘船的船長(在《神鬼奇航》裡,它則被和Davy Jones的詛咒攪和在一起)。
沒有人知道真相、也或許這些都不是真相,但作為一艘曾經在海上航行的船,它上面就應該要有一位船長。同樣的,即便是極端的反意圖主義者也必須要承認,如果你面前有一本書,它應該要有一個作者。
於是我們就必須像面對飛行荷蘭人號的傳說一樣,面對眼前的作品,去建構出書寫出這段文字的那個人。這名作者是依附於船上的靈魂,是在你面前運動的身體必須包含的具主體性的意識,是與你對話的那個通過圖靈測驗的人造生命。是當你墜入愛河時,投射在情感對象身上的那個你自己。
你可以去閱讀更多周邊的文本,包括具有和這本書作者相同姓名的人的生平與它的其他作品。但那都必須以這部作品為出發點,去循環地添加更多關聯於此的理解。你可以比在物理世界裡,那一因為種種趨力經過他而將字詞帶到紙上或螢幕上的那個人更加認識這部作品,對於這部作品的作者應該是一個怎樣的人有著更多的認識。那裡並不存在待找尋的唯一標準答案,作品正等著你與其他的人解讀去豐富它自身,就像在詹姆士與席勒眼中,人類對宇宙一直在做的事情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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