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主義的世界（二）：被治理的人口，到超越人口的行動者〉2025-04-21
明治38年（1905年），日本治下的台灣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現代人口調查。在這場被稱為「臨時台灣戶口調查」的研究中，除了年齡、居住地、種族之外，使用的語言、從事的職業、以及是否有纏足、吸食鴉片等陋習，也在主要的調查內容之中。
在這樣的調查之下，台灣人被整理為可量化、預測、管理的一群「人口」，除了便於官方進行行政上的控制外，他們也得到了一系列關於被殖民者「文明程度」的圖像，便於他們進一步地深化統治，為後續內地延長、皇民化等政策的推行提供基礎與藍圖。
在這些「可治理的人民」被建構出來之後，日本總督府根據人口的分布狀況規劃警力。這些警力不僅僅是為了整治犯罪，而是服務於一種更高意義下的「治安」。
在這個意義下，並非人口數據作為統治基礎這樣簡單，這些管理手段，也反過來為這些數據提供更細緻的內容與在地化的範疇，讓整個治理科學變得更精準。譬如保甲制度與壯丁團，就是在統治實作之下，以實際狀況回頭修正統治手段與人口計量單位的例子。
這種科學化的實作不僅僅發生於警政系統，也體現在現代化衛生的引進。包括對瘧疾的防治、疫苗的接種、以及日常衛生習慣的建立，這些公共衛生的措施，都是透過對「人口」而非個別自然人的研究才得以制定。
這些措施一方面改善了被殖民者的健康，延長了壽命。同時，也為殖民政府提供了更有用的勞動力和更穩定、便於控制的社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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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政府離開之後，以「人口」作為治理單位的邏輯卻未離場。即便到了現在，我們依舊是以人口的形式被放在這個統一的生物政治體系當中。平時我們可能不會注意到，但每當一些具規模的事件出現時，我們會被提醒，自己依然處於這種現代治理。
在covid-19疫情橫行全球的初期，台灣一直保持著值得驕傲的「+0」。當頭幾件案例出現時，相關單位與媒體積極地報導他們出入的場所與時間，讓人民得以追蹤可能的接觸史。
但隨著病例數量的增加，我們進入到了人口治理的範疇：「區域」、「年齡層」、「傳播鏈」，這些詞彙和與日俱增的數字不再具有人的溫度，它們是治理上的用語，是我們需要採取不同應對策略的原因。
而在每一次的重大選舉、包括現在經歷的大罷免，我們則進一步被提醒：我們的公民身分其實綑綁於我們所屬的行政區，我們是作為人口被分配到選票和參政權。我們不能罷免非自己選區的立委，即便自己現居另一座城市，系統認的是你的戶籍地，那才是官方定義下的你。
而原住民族又被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排除於地方，被獨立地透過原住民立委來代表。這是一種權利的保障？抑或是一種負面差異化區別的排除？這是複雜的問題，但可以知道的是，在「人口治理」這一問題上，個體依然很大程度被消抹，重新貼上標籤，無論統治階層與被治理者之間是否有種族、意識形態或其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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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些部分不是這些科學的與行政的治理手段可以決定的。作為一個具有主體性的公民，我們能夠自己選擇自己要不要站出來，施行自己的公民權利。
在行政的、法律的角度上，我們只能參與自己選區裡的投票。但在近期公民團體的行動上，我們看見的是，整個台灣有相似理念的人，自發地互相串連起來。
你可以在你居住的地方簽下連署書，讓公民團體轉交給另一個縣市的團體。也能向處於不同選區的其他公民倡議，邀請他一同參與這場大規模的公民運動。這裡存在著另一種非官方的、由下而上的「我們」。它的建構邏輯是非科學的、不以統治為目的的。
人與人之所以連結在一起，是因為彼此之間有相似的理念、處於相似的處境、對危難與風險有相似的焦慮。面前這個是打算共同對抗危難的人、還是視若無睹、沒有產生相似感受者？
理念與對行動超越「人口」地決定了我們是誰。這是真正的「根」、「土地」、「故鄉」。是以公民為主體、具獨立精神的新時代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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