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4/09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我們都是城市孤單又堅強的靈魂—從政治經濟面向還原臺灣移工面孔的《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春山出版《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書影。/蝦那拍攝

春山出版《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書影。/蝦那拍攝


當一群深具野心、勇於跨海工作的人,撞上僵固的法律與移工制度;這就是在「另一面」的臺灣,正不斷發生的事。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由記者簡永達耗時七年,從臺中第一廣場開始,跨越臺灣與越南多個城市所採集合成的故事,整本書分為「地下社會」、「危險之島」、「異鄉家人」、「人權大浪」四大主軸,讓讀者能釐清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的移工政策演變、勞動市場的多方關係(雙邊政府、仲介與牛頭、雇主與勞工),還有一個個逐漸清晰的,我們周遭移工們生動的面孔。



■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每個進到臺灣的移工,都沒有自己的名字,而是變成一個代號,無論是工班的編號或仲介取的中文名字都沒有差異,他們最終成為大機器裡的一個零件。」

臺灣政府在1990年代開始引進移工,又隨著本土勞權意識提升,資本集團視臺灣工人爭取勞權危害自身利益,並以國家經濟衰退為由大力遊說政府、工廠出走要脅,讓政府不再限縮移工人數,持續引進一批又一批移工,補足大量底層勞力缺口與本國人不願從事的危險工作。

在文化與語言極為陌生的環境,移工們彆腳的中文與不同於主流臺灣社會的文化風格,大多時候成為被開玩笑的對象。漸漸地由同鄉人群聚的地方,如臺中一廣,桃園後火車站等地,成了周日移工休假時的去處,在那裡他們可以做自己、吃著家鄉食物、談談戀愛、舉辦選美,能夠形成一個抵抗外面世界的同溫社群。

移工維繫著臺灣社會重要的運轉,但卻持續被以「人力」思維導向的政策,忽略了同等重要的「人權」,其中包括身為女性的移工想要擁有孩子的願望、一個移工可以群聚連結情感的地方、安全的住宿空間與良好的工作環境……。臺灣政府、雇主與仲介,從源頭束縛著移工的自由,一層接著一層的剝削,移工面對的是申訴無門、求助無人。看著簡永達描述的移工處境,同為勞工的我們,又怎麼能不感同身受,又為這些結構內的困境而難受?



■ 危險之島與另尋他國就業的移工

幾年前移工宿舍大火,讓移工人權問題映入臺灣社會眼簾,與此同時移工也開始在社群網路熱烈討論臺灣的工作有多危險。書中引用數據,每兩小時就有一名移工職災,失能與死亡率是本國勞工的兩三倍。

在臺灣,移工若要協尋職災補償難如登天,斷了手臂、大面積燒傷或死亡,沒有相關政府部門掌握確切情況,撰寫不明的職災列表,讓人總認為情況不嚴重,例如最容易受傷類型是被夾被捲,最容易受傷的部位手或腳,但搭配再一起實則是斷手或斷腳。臺灣以高姿態揀選有價值的勞動力,卻不曾為移工的日常生活與教育成本花過一分錢,反倒是在法令限制移工居留或排除移工成為移民的可能上投注心力,而當移工生病或遭遇職災,卻默許雇主直接將工人送走。

將人視作機器,舊了即換,壞了即丟。

簡永達也實際走訪越南,指出最新移工市場趨勢,移工們口中的危險之島,在高度國際競爭與他國較優異的就業保障下,或將面臨沒有移工願意前來的現實,如今移工引進由買方市場變為賣方市場,每個移工手中都有十幾份工作可以挑選。臺灣未來勞動市場會如何,是可見的挑戰。



■ 責任商業聯盟RBA與零付費

臺灣的移工招募流程牽涉多個層次的招募體系,包括鄉村牛頭、海外、臺灣仲介,政府官員,仲介業務,每個環節都有動機索要回扣,而層層疊加的結果就是轉嫁至最無能為力的移工身上。在最初的移工政策下,移工來臺薪水扣除住宿飲食基本開銷後,幾乎所有的錢都需還債,而雇主連同仲介為了保持移工低流動性,扣留移工護照、強制期儲蓄逃跑保險,在移工害怕被雇主辭退無錢還款與整體社會結構下,讓移工難以起身反抗。


於是,移工的處境是這樣,一年還債一年打平,第三年才開始賺錢,工作暴露在高風險高工時之中,並被排除在救濟途徑之外。

每個人、每位移工,都是與社會結構交互影響下的產物,如簡永達所說「我們不能輕易把移工的困境歸咎人力仲介、政府機器,或個人一兩個愚蠢的決定。」造成移工無助的理由環環相扣,而解法也該由各專業領域通力合作。

2016年政府終於刪除移工每三年出國一日規定,仲介最大收入來源被迫中斷,在政策配套不足的狀況下,現今希望更換雇主的移工,為了擁有新工作卻得須支付「買工費」,其金額約等於政策修改前海外仲介給的回扣。2017年西方電子品牌商開始嚴格要求供應商落實「零付費」政策,即海外移工的聘僱費到抵臺後的所有費用,都必須由雇主支付,以藉此改善血汗工廠的處境。

如今臺灣有部分仲介選擇鋌而走險,以「殭屍復活術」,利用親人或員工名義,申請多張牌照,如果違法被終止營業,就再用另一張牌照營業。然而也有一些仲介預期業界趨勢並持續配合「零付費」政策,以期轉型並擺脫人口販子的罵名。

而移工呢,他們也或將持續懂得在適當的時機,爭取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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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裡,我是個外來者,就像我採訪的那些移工一樣。看著他們有時像變色龍一樣隨遇而安,有時又專心致志打算靠個人野心翻身。」 我們跟移工一樣,都是為自己、為家人爭取更好生活的工作者,我們知道自己不孤單——而這一點讓彼此都感到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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