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性批判第五講：文化與社會

社會往往被認為是一群具有連帶感的人所形成的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小至一個家庭，大至國家、文明與全世界，這種將人群關聯起來的思維模式也同樣適用在文化認知上，文化是每個人日常大大小小選擇的聯繫，其所聯繫起來的群體可以說既是文化也是社會。

人們通過文化而感覺到社會的存在，而既然文化的屬性和型態可能隨著認知主體在每個當下而產生不同的焦點和樣貌，那麼人們對社會的形構之認知也可能會隨著不一樣的時空或關注重點而有所改變。例如當我們要考察一座位於屏東的客家村落時，我們的重點可能會放在居民的語言和生活習慣，認為這兩種層面的事務將整個村落中的每個個人給串在了一起，村落裡的人彼此間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型的社會。但是，當我們把目光在放得更大一點時，把觀察的重點放在整個台灣時，那麼我可能會嘗試用歷史、政治或東亞的地理位置來理解這個更巨大的國家單位中的每個成員的文化連結形式，此時的台灣整體便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同時也等同於一個國家等級的政治單元。我們在處理有關社會的各種議題時必須先要確認自己所關注的對象為何，其本質如何，也就是它的文化屬性是什麼性質，是語言、宗教、地理、政治組織模式、物質基礎或階級族群等等。只有確認了我們關注對象的基本文化屬性之後，我們才能透過組成這一屬性的文化符號去組合出想到討論的社會輪廓。社會並非是一組僵硬的定義，不等同於階級、民族、國家或文明，而是人們認知到自身與他人有所聯繫的有限存在，這樣的有限存在被文化所勾勒出來，既含有文化(人的選擇)本身，也同時指含括範圍內的所有人員。

我們人生活在世上，首先就是由文化(也就是個人的選擇)引導著我們辨識其他人的選擇行動的種種樣貌，最終我們可能會把其中最關乎於我們個人文化選擇的那些「其他人的選擇」，並試圖把做出這些選擇的人們關連到一個社會裡(當然，當一個社會模型被提出時，裡面絕對有可能產生出不符合此社會模型的連結規範的特例，但礙於人類對群體的認知能力有限，因此任何產生意義的社會模型必然某一程度會忽視特例的存在)。例如當我們將經濟手段當作一種文化與社會的連結時，我們所討論的社會模型的就可能是由生產模式或產業種類所形成的集體，資本主義社會或工具機產業群落等等，這些分類方式便是由裡面成員的部分生活選擇(從商、生產工具機零件)所連結起來的社會，但這樣的社會也已經包括了做出這些選擇的成員本身(商人、工具機業者及其家屬等)，這些成員的其他生活選擇面相未必都跟原先所規劃的社會連結有關，但在我們辨識出這一社會「存在」的當下，這些成員便都是裡面的一份子，在那個時刻必然牢牢地與文化和社會屬性鑲嵌在一起。

從以上的推論我們也可以得知，人類對文化以及社會的辨識都是隨著外在時空環境的改變以及人本身所關注的事物改變而所有變化的，沒有任何一種人類所能指稱的文化或社會是能永久完全符合它最初被指認出來的條件或形態，例如台灣人最初可能是指生活在台南沿海(台窩灣)一帶的移民或原住民，但後來隨著歷史的發展台灣與島嶼和政治的地理環境重合之後，住在其內的大部分居民基本上都可以稱做台灣人，而如果我們今天要來討論台灣在整個當代東亞地緣政治的戰略地位時，我們所謂的台灣人社會指然也是指由後者組成的社會，而非前者。社會科學所處理的對象往往是屬於當下性的認識，即使某些社會科學的議題能夠持續被討論超過一兩百年之久，很有可能僅僅只是某些術語和片面的觀察方法的流傳下來，但是經歷了幾代人之後對原先的社會模型之想像已經被新的歷史經驗覆蓋替換了，沒有哪個社會科學家能夠非常的確定自己所想的那個資本主義社會和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所想的那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模一樣，即是是按照《資本論》( Das Kapital)的生產剝削理論去重建資本主義社會的樣貌，也絕對不是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觀察的巴黎、倫敦的抽象模型，而是當代社會學家的新發明。同樣的，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習慣的文化和社會的稱呼也有可能只是我們這個當下才如此稱呼此一文化和社會，就像原本的中國文化可能是指英國殖民下的香港原住民的習俗文化，但隨著辛亥革命和梁啟超的民族發明，中國文化變成泛指任何與東亞大陸上住民生活有關的任何文化。但即使如此我們也只能信任自身對當下的文化或社會的想像，因為那是我們唯一能夠辨識的道路，我們只能在光源照得到的地方求取知識，無法從遠方的暗夜裡獲得智慧，我們只能相信自己當下的判斷，一步一步做出每個當下最適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