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金瓶梅》之反諷意識─文學與藝術（26）

（本文最近一次內容更新是在2024/2/27）

作者：陳華夫

《金瓶梅》有三個點評版本：張竹坡 《皋鶴堂第一奇書金瓶梅》、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及劉心武《劉心武評點〈金瓶梅〉上中下》。張竹坡與劉心武版是夾批，包含在原文中，所以是巨冊，而田曉菲版是一百回之每回「回批」，不含原文的431頁單行本。

三百多年前的張竹坡點評就告訴我們《金瓶梅》是部結構嚴密，人物多達567人的一百回、百萬字長篇小說。（見一本《金瓶梅》裡到底了出現多少人？分類統計居然有567人）如此巨幅複雜的作品閱讀起來是挑戰人類記憶力的極限。
然而，張竹坡翻看《水滸傳》《金瓶梅》等小說如「敗葉翻風」，田曉菲13歲即被北京大學破格錄取，及劉心武所寫的長篇小說《鐘鼓樓》1985年即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他們記憶力都能與人類極限掰手腕。

《金瓶梅》出世五百年餘，為它作序的為數不少，而劉心武做的序，卻是2016年出版的《劉心武揭秘《金瓶梅》》的書，他說：「不少人聽說過《金瓶梅》，但不清楚《金瓶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的人道聼塗説後，模模糊糊地覺得《金瓶梅》是一部黃書、壞書。也有的人聽到過這樣的說法，就是《金瓶梅》其實是一部很了不起的書，是我們民族古典文學中的佼佼者，是《紅樓夢》的祖宗。那麼，應該怎樣來認識、評價《金瓶梅》呢？這本《劉心武揭秘〈金瓶梅〉》，採取了“零起步”的寫法，你不必事先具備關於《金瓶梅》的知識，更不必已經讀過《金瓶梅》，你只要一章章地讀下去，就能獲得有關《金瓶梅》的基本資訊，知道《金瓶梅》裡講了些什麼故事，有哪些人物，這些人物的命運軌跡和最後歸宿是怎樣的。如果你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讀《金瓶梅》原著，那麼，這本書能夠起到替代作用，就是你讀了這本書，也就等於翻閱了《金瓶梅》。」（《劉心武揭秘《金瓶梅》》，頁7）
於是，《劉心武揭秘《金瓶梅》》是為了還曾讀過《金瓶梅》者的導讀，對已讀過者的價值則不大。（見《劉心武揭秘金瓶梅》一書的幾處硬傷）之後，劉心武又寫了一書：《細說金瓶梅：精解三個女人的成人世界，看透情色底下的人世潛規則》。

說田曉菲說：「張竹坡評道：“以己母遺之物， 贈人之不能養之母， 不一反思， 直豬狗矣。 ”張竹坡一意以“苦笑說”解釋這部小說， 然而《金瓶梅》 比單純的“苦孝”複雜得多。」（《秋水堂論金瓶梅》，頁255）
李建軍說：「從精神和情感這個角度去考察，《紅樓夢》直接受湯顯祖《牡丹亭》的影響。那種精神和情感世界，《金瓶梅》裡是沒有的，因為《金瓶梅》寫的是欲望。」，及「人道主義意味著作家要把人當人看，尊重人、憐憫人、同情人，否則，他就不可能寫出真正美的作品或者偉大的作品。《紅樓夢》為什麼了不得呢？為什麼比《金瓶梅》《水滸傳》《三國演義》要高出那麼一大截呢？歸根結底，是它表現了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金瓶梅》同情誰呢？它幾乎不同情人。在它的敘述裡，所有女人都是淫蕩的，所有男人都是動物性的，都是一種非人的怪物。《水滸傳》也一樣。曹雪芹就不一樣，他對於女性，對不幸者，是真誠的同情。」（見〈滋育型經典與《靜靜的頓河》〉李建軍，在《環扉》（2018），頁007- 009）
甚且，李建軍認為，相對於「強調真實性和反抗性的批判現實主義」，從「小說倫理」的觀點看，他說：「《金瓶梅》最缺乏的，顯然就是這種“最常態的態度”。然而，我們在談論、研究這部小說的時候，卻總是忽略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於人物的態度，忽略作者對於讀者的倫理責任。如果說，用理性的精神和常態的眼光觀察生活，用溫暖的心情和積極的倫理態度對待人物，乃是一切偉大的小說最根本的特點，那麼，《金瓶梅》缺乏的就是這些品質。」（見〈消極倫理與色情敘事─從小說倫理看《金瓶梅》及其評論〉）

於是，李建軍批評了幾乎所有知名之至今肯定《金瓶梅》的人，例如，李建軍批評張竹坡以“苦笑說”是替「《金瓶梅》的性描寫進行辯解」；批評田曉菲說：「田曉菲對《金瓶梅》的闡釋，充滿了太多的偏見和可怕的武斷。在後現代語境下，這種偏重“娛樂”效果的消費主義價值觀與解構主義的闡釋方法，在古典作品研究上究竟有多大的有效性，實在是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批評劉心武說：「作家劉心武承認“《金瓶梅》寫性，下筆往往坦率直露，基本上都屬於色情範疇”，甚至承認這種描寫“對一般讀者特別是未成年人起著不良的作用”，但是這絲毫不影響他把《金瓶梅》當做“一部偉大的長篇小說”」及「劉心武對《金瓶梅》的溢美性評價實在令人吃驚。從這些混亂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到無可無不可的相對主義價值觀，可以看到缺乏力量感的悲觀主義情緒，甚至可以看到逃避現實的無為主義態度」。（見〈消極倫理與色情敘事─從小說倫理看《金瓶梅》及其評論〉）

然而，文學批評裡，除了「批判現實主義」與「小說倫理」的觀點以外，還有「反諷批評」。

魯迅在論「清之諷刺小說」時說：「寓譏彈于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為盛，尤在人情小說中。然此類小說，大抵設一庸人，極形其陋劣之態，藉以襯托俊士，顯其才華，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於“打諢”．．．． 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1925），頁376））

但反諷不同於諷刺。一部小說要嘲諷或揭露社會現實的虛偽（即表裡不一），通常的方法即直白的描述現實表層下的醜陋污濁，但也可以換種方法，以誇張的手法描述現實表層的美好純潔，讓讀者意識到作者真的意圖恰好相反，是要反映美好表層下的醜陋污濁，這種揭露表裡不一的技巧就是文學上所謂的反諷。

諾思洛普·弗萊所謂的反諷家是：「反諷家在不作道德判斷的情況下講故事，且所講的不是客體而是其主體。反諷一般是成熟的藝術模式，但也有樸素的反諷，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樸素的反諷者把注意力引至他正在諷刺的事實上，而成熟的反諷只是陳述，讓讀者自己加上諷刺的調子。（《批評的解剖》，頁16）
因此我們可以把《金瓶梅》看做「在不作道德判斷的情況下講故事」。並且，還是屬於諾思洛普·弗萊所謂的「成熟的反諷」。

為什麼呢？

誠如，諾思洛普·弗萊所說，成熟的反諷只是陳述，讓讀者自己加上諷刺的調子。而東吳弄珠客之〈金瓶梅詞話/金瓶梅序〉中說，《金瓶梅》就有四種讀者，都有各自的讀法（筆者按：讀法可看做諷刺的調子），他說：「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也就是說，「菩薩」─憐憫心、「君子」─憐憫心、「小人」─歡喜心、及「禽獸」─效法心，這正是佐證、落實了《金瓶梅》是「成熟的反諷」！

為何要用反諷技巧來講故事及寫小說呢？
用反諷講故事，會帶來故事的深度、洞察力和創造力。在寫小說中，反諷被用來扭曲文字、場景和預期結果，而達到意義含而不露，以增加敘事結構的複雜性、製造懸念、對比洞識與無知、及對比期望與現實。（見什麼是寫作中的反諷）
諾思洛普·弗萊認為小說家採用反諷的理由及時機是：「反諷這個詞就意味著揭示人表裡不一的技巧，這是文學中最普通的技巧，以儘量少的話包含盡可能多的意思，或者從更為一般的意義來講，是一種回避直接陳述或防止意義直露的用詞造句的程式。」（《批評的解剖》，頁16）

小說家或小說批評家都應該深刻的瞭解諾思洛普·弗萊所謂的：「回避直接陳述」、「防止意義直露」、及「以儘量少的話包含盡可能多的意思」，否則就會誤解或錯誤的批判反諷的小說，如李建軍批評《金瓶梅》作者沒有進入人物角色的內心，他說：「《金瓶梅》的“白描”顯得很冷靜，很客觀，很公正，很真實，但是，往深裡追究，你會發現，它對人物的態度是冷漠的，甚至是冷酷的——它只是外在地靜態地寫人物的動作和言語，而很少內在地動態地寫人物複雜的內心活動，寫他們內心活動的微妙的深刻的變化過程。」（見〈消極倫理與色情敘事─從小說倫理看《金瓶梅》及其評論〉）
類似的，李建軍認為賈平凹沒有描寫心理變化過程（見拙文論賈平凹《廢都》及《金瓶梅》性意識之自我懲罰的贖罪─文學與藝術（25）），李建軍說：「賈平凹在《廢都》的反過程化敘述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從來不認真地分析和描寫人物的行動由以產生的動機和複雜的心理變化過程。他只寫人物的動作，而這些動作由於缺乏心理動因和內在依據，常常給人一種突如其來、無法理解的怪異印象。」（《小說修辭研究》，頁378）
雖然意識流小說家主張如李建軍所說的，用內心獨白、分析、聯想讓人物主觀感受到的「真實」客觀地、自發地再現於小說中，但如此渲染人物主觀感受，極為耗費文字，有違諾思洛普·弗萊所謂的「以儘量少的話包含盡可能多的意思」。
並且，李建軍所期望的提供人物行為的動機，以提升人物行為的合理性，也因此有違諾思洛普·弗萊所謂的「回避直接陳述」與「防止意義直露」。
人的行為通常是非理性的、表裡不一的，小說家提供的「合理的動機」，往往流於膚淺，減損了小說洞識人性的深度。也就是說，小說深度刻畫人性的技巧是反諷，而非進入角色的內心，發掘其動機。
無獨有偶，余華認為應少探測人物內心深處：「當人物最需要內心表達的時候，我學會了如何讓人物的心臟停止跳動，同時讓他們的眼睛睜開，讓他們的耳朵矗起，讓他們的身體活躍起來，我知道了這時候人物的狀態比什麼都重要，因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達豐富內心的能力．．．．其實，早在五百多年前，蒙田就已經警告我們，他說： “……探測內心深處，檢查是哪些彈簧引起的反彈；但這是一件高深莫測的工作，我希望嘗試的人愈少愈好。“」（見《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頁56））
甚且，針對諾思洛普·弗萊所謂的「回避直接陳述」與「防止意義直露」，張竹坡在其〈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說：「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其用筆不露痕跡處也。其所以不露痕跡處，總之善用曲筆、逆筆，不肯另起頭緒用直筆、順筆也。夫此書頭緒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數也。我執筆時，亦必想用曲筆、逆筆，但不能如他曲得無跡、逆得不覺耳。此所以妙也。（第一三回）及
「作者純以神工鬼斧之筆行文，故曲曲折折，止令看者眯目，而不令其窺彼金針之一度。吾故曰：純是龍門文字。每於此等文字，使我悉心其中，曲曲折折，為之出入。其起盡。何異人五嶽三島，盡覽奇勝？我心樂此，不為疲也。」（第四八回）
此皆可證明《金瓶梅》之非「直筆」的「筆不露痕跡處」，確實是「回避直接陳述」與「防止意義直露」的反諷之筆。

針對小說的「含而不露」，唐弢說：「一篇工作報告不妨有許多抽象的推理，一篇藝術作品卻必須是具體的描繪，因此它總得通過生活本身、通過形象來感染與教育讀者。恩格斯說"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巴爾扎克也說，藝術作品的佳務只是"佈置方程式的符號，而並不想去解決它。」（見〈小說創作隨筆〉唐弢）

針對作家不分析任何人物心理，陳平原說：「作家不但不作主觀評價，而且不分析任何人物心理，只是冷靜地記錄人物的言論，描寫人物的外部動作，其他的則讓讀者自己理解品味一一這種純客觀敘事方式比限制敘事更易產生真實可信的感覺，可難度也更大。」（見《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陳平原（2003）。頁110）

王躍文也認為小說要「含而不露」，他說：「小說和電影還是不一樣的。理想的小說狀態應是一種渾融狀態，融融泄泄，含而不露，羚羊掛角，不著痕跡。太像小說的小說，我以為畢竟不是最上品。」（見《幽默的代價》王躍文，〈張愛玲的《小團圓》〉）

針對反諷，李建軍有極高的評價，他說：「這種修辭技巧，甚至被認為是一切敘事文學乃到詩歌不可或缺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修辭手段。它在形成小說的意義世界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構成小說內在價值的重要因素，以至於H·R·耀斯說，“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諷性的作品”」（〈論小說中的反諷修辭〉李建軍，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 2001, (5): 106 -111 ）假若《金瓶梅》如諾思洛普·弗萊所說的是「成熟的反諷」之玉（瑜），但李建軍卻說《金瓶梅》「小說倫理」之瑕疵，就不知小說批評中是瑕不掩玉?或是瑕將毀玉？或是瑕瑜互見？

最後，《金瓶梅》裡色情淫穢的文字，據劉心武估計：「其實，《金瓶梅》裡的色情文字往多了說也只占整個文本的百分之一，要嚴格地算，只占約二百五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劉心武揭秘《金瓶梅》》，頁14）雖然淫穢字數佔比甚微，我認為還是應該保持現狀─即官方視為「禁書」，但網路上卻搜尋可得。棋理由無關《金瓶梅》的文學價值，而是借鑒當今日本官方沒有採取任何「禁止」色情文字措施、色情文學與產業因而蓬勃發展，卻諷刺性的導致日本的「性蕭條」，陷入人口銳減，滅國之災之虞。（見【性蕭條．四】日本「低慾望社會」　性產業卻發展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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