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野性的思維》、〈如何辨識結構主義？〉談文化資產的結構（上）

　　《野性的思維》發表於1962年，為結構主義代表性著作，距今已61年，是時候回頭省思結構主義的影響、作用及可能性。本文欲藉由分析李維史陀的《野性的思維》及1967年德勒茲的〈如何辨識結構主義？〉，釐清李維史陀結構主義之意義與方法，最後與筆者從事的文化資產修復為例，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如何介入、影響對文化資產的思考。

　　《野性的思維》共分為9章，分別為：1具體的科學、2圖騰分類的邏輯、3轉換系統、4圖騰和等級制度、5類別、成分、物種、數目、6普遍化和個體化、7作為物種的個體、8可逆的時間、及9歷史與辯證法。先論證何謂具體的科學，即何謂野性思維與科學思維的異同，接著分析野性思維的方法（圖騰制、等級制）及特性（轉換系統、普遍化、個體化），最後談論野性思維形成的歷史、及在此歷史意義下的人的意義與價值。

一、具體的科學

　　首先，何謂具體的科學？一般人們認為無文字的文化是落後的、尚未開化的、原始的、非文明的、低智能；有文字的文化則是科學的、先進的、現代的、文明的、高智能的。其區別在於，原住民是透過「有用」、「實踐」認識事物，科學家則是透過「興趣」、「理論」認識事物，形成兩種思維，前者為野性思維，後者為科學思維。

　　野性思維一般被認為相對於科學思維較不精確、具體（不抽象）、非理性（概念）、感性的、偶然的。科學則是精確的、抽象的、理性的、無感性的、必然的。然而，野性思維與科學思維真的是如此對立嗎？若原住民的文化是如此落後、原始的為何未完全被西方文明取代？且古人的智慧、野性思維持續影響至今？

　　「動植物不是由於有用才被認識，它們之所以被看作是有用或有益的，正是因為它們首先已經被認識了。」

　　李維史陀從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研究發現，原住民對那些他們沒有直接用處的植物也感興趣，且植物、動物和昆蟲的關係是整體的、相互關聯的，而非個別的、彼此獨立的。「通過這類事物的組合把某種最初步的秩序（分類）引入世界」認識的可能在於理智的秩序（位置），如儀式的繁文縟節看似無意義，卻是不使任何一個生靈、物或特徵遺漏掉，使它們在某個類別系統中佔有各自的位置。

　　野性思維即是一種「具體」的科學，李維史陀接著分析巫術與科學的差異，以釐清具體科學與抽象科學的關係。科學是一種決定論（理論），巫術則是一種運用決定論（實踐），即透過運用、實用歸納出事物的規律、特性、本質，不單單探究事物本身，而是事物與社會的關係。故巫術的決定論是整體的決定論，科學的決定論則是個別的、層次區分的決定論，只有某些層次才會接受某些形式的決定論，同樣形式的決定論不適用其他層次；因為各理論的基礎假設都不同，理論與理論之間是不可共量、相互獨立的，背後所反映、解釋的事物亦不相同。

　　巫術是未被理論化的具體科學，先於理論，並早已普遍地被運用。兩者為獲取知識的兩種平行、兩個平面方式，科學為遠離知覺和想像、遠離感性直觀的「理性平面」，巫術則為緊鄰知覺和想像、緊鄰感性直觀的「藝術平面」。然而，不管是具體科學（野性思維）或抽象科學（科學思維），都建立在好奇心與求知喜悅的科學態度之上。

　　故巫術與科學的關係，是諸結構中結構與結構的關係，如同整體宇宙中各宇宙間的關係、或語言中各語句間的關係；即在同樣的系統內，卻又是任意的、獨立的、個別的、平行的。兩者的關係並非落後與進步、原始與現代、或初級與高級，而是平行的、不可共量卻又相互影響、滲透、補充的思維方式。前者為神話，後者為科學，兩者並非線性發展的關係，以科學哲學的說詞即是兩種典範，並相互共存。

　　「神話思想就是一種理智的修補術，說明人可以在兩個平面之間觀察到的那種關係。」

　　李維史陀接著提出「修補術」（bricolage）的概念，說明修補匠（巫術）與科學家（科學）方法上的不同。「修補匠的第一步是回顧性的，轉向已存在的一組工具和材料，反覆清點其項目，最後才開始與之進行一種對話。」修補匠的工具世界是封閉的、操作規則總是就手邊現有之物、參差不齊的工具和材料來進行，即一種現象、問題，透過當下的環境、思維個別的方式解決，而非普遍的方式解決。

　　「修補匠所收集和使用的零件是『預先限定的』，就像神話的組成單位一樣，都取自語言，可能的組合受到限制，在語言中已具有一種意義，此意義使調配的自由受限。」

　　科學家則向世界發問、修補匠則與人類活動的餘物打交道，然而，科學家的發問並不因此就是開放性的、普遍性的，因為此發問亦同樣取自語言，亦同樣受當下的環境、思維所掌握的物質技術來確定。李維史陀認為，科學家借助結構創造事件，修補匠則借助事件創造結構。前者以語言結構理性分析解釋事件，後者則從表象的事件出發回推背後可能的結構、知識。故修補匠與科學家的區別在於兩種觀看方式的不同，修補匠看向內，安於此限制之內；科學家則看向外，並試圖越出限制。李維史陀認為神話思想也是一種理智形式的修補術，神話思想（野性思維、具體科學）並不完全脫離理智平面，語言由能指（形象）與所指（概念）構成，神話保有能指（形像）部分，並透過固定的能指（形象）、保留所指（概念），即以否定的方式保留所指（概念）的空格、輪廓，而具有概括的科學性。

　　故原住民無文字的文化並非落後的、尚未開化的、原始的、非文明的、低智能，相反的，原住民的文化與科學文明是兩個平行的知識來源，前者為緊鄰知覺和想像、緊鄰感性直觀的藝術平面、實踐平面，後者則為遠離知覺和想像、遠離感性直觀的理性平面、理論平面。然而，兩者同樣在語言結構中，並同樣具有科學性。完整的科學、文明、歷史包含具體科學與抽象科學，共同形塑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並不優劣之分。

二、野性思維的方法及特性

　　李維史陀透過各種民族誌的研究及田野調查提出野性思維（具體科學）的兩種方法，圖騰制與等級制。

　　圖騰制，是在進行社會分類時賦予特定項目的作用。李維史陀指出：「圖騰的」邏輯所特有的兩類困難，第一類是，我們通常並不準確地知道所討論的是哪些動植物：我們已經看到，實際上僅有一種模糊的辨識是不夠的，因為原住民的觀察是如此精密。......第二類困難，每個種、變種或亞變種都可在象徵系統中適當地起著大量的不同作用，可是實際上我們只能找到他們所起的一部分作用，我們不了解各種可能性的整個範圍。......最後一種困難必須單獨考慮，它特別與廣義的所謂「圖騰的」分類，即那些不僅是被思考的而且是被體驗的分類有關，每當社會集團被命名之後，名稱構成的概念系統會受到人口變化的任意性之累，後者有它自己的規律，它與該系統的關係是偶然的。實際上系統是同時性地建立的，而人口變化則是歷時性地發生的，換言之，有兩種決定作用，每一種都是獨立運行，與另一種互無關係。

　　故欲認識圖騰制的圖騰意義，必須先找到圖騰所意指的事物，並深入文化內部確認其象徵意義。然而，此象徵意義並非永恆不變的，其亦受到歷史、環境、人口變動所產生的任意性（偶然性）的影響；即理解圖騰意義需在同時性（共時性）與歷時性的決定作用中才可能獲得恰當的認識。圖騰制作為一種系統，具有何種特性？

　　「圖騰制度或這一類東西絕不是由其固有特徵來規定的某種自主機制，它相當於從某一形式系統中任意抽離出來的一些程式，其功能在於保證社會現實內不同層次間的觀念的可轉換性。社會學的基礎是那種稱作為『社會邏輯』的東西。」

　　圖騰制具有「可轉換性」的特性，即具有一種邏輯的、可轉換的等價關係。透過可轉換性，圖騰從二元對立的關係中，成為超越的工具。如透過隱喻的轉換，讓事物從鄰近性轉換為相似性。另圖騰制之圖騰分類具有普遍化與個體化的特性；即既能有助於確定個人在團體中的地位（個體化），又能使該團體超越其傳統範圍（普遍化）。如每個人的個性、姓名都是他的圖騰，該圖騰既具有個體的專有，又具有普遍的辨識性。

　　與圖騰制相對的是等級制，李維史陀指出兩者的差異為，圖騰制為諸功能差異性形式的文化平面（模式）；等級制為生物物種差異性平面、自然平面（模式）。前者只是創造著利用自然的差異性的幻想，後者認真地利用文化的差異性。即圖騰制將「自然物種」想像為「社會等級」，把虛假的自然真實地文化化；等級制將「社會等級」本身想像為「自然物種」，把真實的文化錯誤地加以自然化。

　　廣義而言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社會亦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僅有人類才形成社會、形成文化。故圖騰制將自然引入文化，等級制則是試圖將文化回推至自然，前者符合邏輯順序，後者則是試圖找到結構的方法，如同試圖從當代神話（消費社會）回推背後的意義。邏輯的順序即是從經驗的多樣性過度到概念的簡單性，又從概念的簡單性過度到意指的綜合性；透過經驗，從經驗中理解，進而有超越的可能。

　　自然文化化（人化）及文化自然化的關係，反映在宗教與巫術的關係上；宗教即自然法則的人化，巫術即人類行為的自然化。李維史陀認為兩者的關係永遠存在著，只有比例上相互變化的組成部分，每個部份都蘊含另一個部分，無巫術就無宗教，反之亦然。故圖騰制與等級制的關係是相互蘊含的辯證關係，差異在於圖騰制中的關係是可逆的（具邏輯順序），等級制則是不可逆的。

三、野性思維形成的歷史

　　最後，李維史陀談及歷史與辯證法，並批評沙特：「沙特不過是把『我思』社會化，用一座牢獄替換另一座牢獄。希望做到純潔不染的我思陷入個人主義和經驗主義，並消失在社會心理學的死胡同裡。」「我思」屬於概念哲學，而結構主義則屬於意識哲學。沙特認為存有是「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存有的意識是變動的、虛無的、沒有本質的、無意義的。然而，如此的歷史亦將是無意義的、無價值的。李維史陀欲透過結構主義的辯證歷史，說明結構本身就是意義、就有價值。

　　李維史陀認為：「語言學提供我們一種辯證的和整體化的實體，但它是在意識和意志之外。」語言是概念的、理性的，而非意識的、感性的。然而，語言作為結構，卻是集體無意識的，思考無法逃離語言的結構，因為沒有結構就不會有實踐，也不會有思想。語言結構提供了語言概念化的可能，即透過否定與肯定構成、整合的辯證結構。

　　「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在進行理解時所作的努力是否關係到獲得或失去意義，而是我們擁有的意義是否比我們足夠明智地去加以消除的意義更有價值。」

　　歷史具有主觀與客觀、進步與退步、線性與循環、整體與個體、暴力與和平、實踐與理論、烏托邦與意識形態、必然與偶然，歷史即是辯證的。結構主義以語言為意義最小單位的結構，結構本身就有意義、有價值。

　　回到野性思維（具體科學）與科學思維，兩者亦是在諸結構中結構與結構的關係，雖是不同的知識，卻都具有知識的合法性。惟有掌握抽象與具體、實踐與理論、感性與理性的科學才有掌握科學的整體性並創造歷史價值的可能。

202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