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都會尋求快樂。然而,要怎麼變得快樂,活出一個正向、積極、有意義的人生?
正向心理學告訴我們,我們不僅要在逆境中治療痛苦,也要在順境中發掘自己的最高潛能。於是,各種專家、學者、教練、顧問、自助書籍便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指導社會大眾活出快樂人生的技巧與思考方式。他們認為,對自己負責的人,會努力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發展,並培養出樂觀、韌性、自主的個性,以適應變化多端的社會,因而是更優秀的人。
然而,心理學家艾德加‧卡巴納思(Edgar Cabanas)與社會學家伊娃‧伊盧茲(Eva Illouz)在
《製造快樂公民:快樂產業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
HAPPYCRACY : How the Industry of Happiness Controls Our Lives)一書中便批判道,「快樂」如今不是一個中性的情緒描述,而是一種「人生典範」,結合消費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價值來獲得論述權威,逼迫我們適應階級不公的社會,並塑造「快樂等同正常與良善」的觀念,進而將那些不快樂的人排除在標準公民的範疇之外。
專家以「提升自主性」為名教導你如何快樂,但實則削弱人的自主性,內化權威去服從專橫的快樂意識形態。
因此,作者便以「快樂統治力」(Happycracy)為書名,在書中提出了幾個批判。
專家以「提升自主性」為名教導你如何快樂,但實則削弱人的自主性,內化權威去服從專橫的快樂意識形態。
一、「快樂統治力」助長個人主義,掩飾社會問題
正向心理學認為,要改變結構性的困境太過困難,還不如調整好自己的狀態,來培養足夠的心理韌性來面對困境。重要的是你怎麼想,而不是環境的問題。這種「往內看」的行動確實讓許多人在不確定性高升的社會中,找到生活的掌握感。然而,這種個人主義式的快樂,是真的能解決問題,還是掩蓋問題?
作者首先指出,現代社會之所以有高比例的人罹患心理疾病,與個人主義所導致的社會脫節有強烈的關聯。再者,一味地強調個人有能力獲得幸福,乃是掩蓋其他建構福祉更客觀的指標,如收入不平等、性別不平等、民主機制等。
換言之,「快樂統治力」將改變社會的集體責任分散給個人,藉由鼓勵追求個人幸福來掩飾社會不平等。
二、「快樂統治力」助長消費主義,忽視複雜性
由於快樂已經搖身一變成為「美好公民」的價值判準,因此資本主義大可以將這個概念商品化,鼓勵大家透過更多的消費來「提升自我」、「成為更好的自己」。於是,各種服務、療法、諮商應運而生,打著心理學的旗號立志要幫助百姓成為更能適應社會的好公民。
作者論道,這種消費主義的精神,正表明追求快樂是一個「永無止盡的自我塑造過程」。無論你對現在的生活狀態滿意度是高是低,總會有更多的產品要你消費,才能不斷進步。由於自我永遠有欠缺,而快樂的最高境地永遠不能達到,因此「這個矛盾性使得快樂成為市場上的理想商品,因為永遠無法滿足的快樂需求會帶動綿延不絕的消費」[1]。
再者,這些簡單的「幸福技巧」只是為了滿足快速消費而設計,但無法深入改變人複雜的心理,也欠缺紮實的心理分析。「快樂產業」聲稱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治療師」,但真正得到利益的是廠商,而不是自己。
永遠無法滿足的快樂需求會帶動綿延不絕的消費。
三、「快樂統治力」助長羞愧感,缺乏憐憫
正向心理學把情緒劃分為「正向」與「負向」,將「快樂─不快樂」當成「正常─不正常」的標準。這逐漸走向一個較為極端的觀念:只有那些增進快樂的行為才是健康的,而無助於提升快樂的情緒是不健康的。
然而,作者強烈地批判道,將情緒劃分成正負向是毫無道理的。情緒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例如憤怒可能會帶來恣意的傷害,也能凝聚民心對抗暴政。將正向情緒化作一種專制態度,是預設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悲慘處境負責。如果今天你沒有快樂起來,那就是你的責任。
「在人人要為自己的痛苦負責的世界裡,幾乎沒有位置留給憐憫或同情。在據說人人天生就有一套機制、能將逆境化為自身優勢的世界裡,也幾乎沒有位置留給抱怨。」[2]
誠如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於
《成功的反思》(
The Tyranny of Merit)一書中指出的,當前的功績主義(meritocracy)無疑是種暴政(tyranny),它預設只要我們為自己的命運負起責任,我們所獲得的都是應得的。然而,它忽略社會因素(階級、種族、性別、收入不平等),進而導致
贏家的傲慢與輸家的羞愧[3]。
如今,「快樂統治力」也是如此,透過不斷地自省與自我懷疑來獲得自我成長,卻忽略了成長本身乃需倚靠社群與相應的物質條件。
在人人要為自己的痛苦負責的世界裡,幾乎沒有位置留給憐憫或同情。
找回痛苦的正當性
作者亦在結尾處說出以下發人深省的一段話:
「基於職責而犯下暴行的士兵若是迅速輕易地恢復,他們會比那些心理受到嚴重影響的士兵更可敬嗎?心理韌性強大的員工面對企業組織的殘酷、剝削行為和高壓措施可以逆來順受,他們就比其他無法承受的員工更可佩嗎?……強調一個人不管處於什麼樣的情況都得保持正向態度,這豈不是形同剝奪負向感受的正當性,將痛苦變為無用、甚或可鄙的事嗎?」[4]
雖然本書是以美國的處境為參照點,但我們仍能從中反思,痛苦從來都不是無用的情緒,而是更深理解生命處境的鑰匙。此外,本書不是反對快樂,而是指出,正向心理學雖幫助許多人找回生活的無力感,但我們仍需保持一個批判的距離,去檢視它所隱藏的問題,以及它所控制的意圖。
或許,快樂與痛苦只是一體兩面。只強調某一面,就不能看見完整的人生。就如心理學家喬登‧彼得森(Jordan B. Peterson)在
《生存的12條法則》所言:
「現在永遠有缺憾,但你出發的起點可能不比你前進的方向重要。或許快樂總出現在上坡路段,而不是在下一個山頂上等著你的短暫滿足中。快樂絕大部分來自希望,無論這個希望是從多麼深沉的黑暗世界中萌生。」[5]
[1]Edgar Cabanas, Eva Illouz,《製造快樂公民:快樂產業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新北:立緒,2021),頁148。
[2]Edgar Cabanas, Eva Illouz,《製造快樂公民:快樂產業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頁217。
[3]Michael J. Sandel, The Tyranny of Merit: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0)
[4]Edgar Cabanas, Eva Illouz,《製造快樂公民:快樂產業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頁213–214。
[5]Jordan B. Peterson,《生存的十二條法則》(新北:大家,2019),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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