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28到心理治療：威權遺緒如何形塑我們的家庭與自我？

—0228沒寫完的小故事，寫到0301變成治療論述🤷🏿—

作者/ 葉秉憲 臨床心理師

忘了有多少年，我在新聞畫面裡看見大人物們說著差不多的話，聽到熟悉的批評，也只是微微作揖，然後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有些傷痛、期盼和憤怒，被刻意地停留在原地，不前進，也不消散。

可能因為這天總是放假吧，當然也就沒有人會在這天找我談人生。於是，它成了我一年之中對威權遺緒最無感的一天。然而，仔細想想，這種「不想談論」的心情，或許正是失望的表現。那些有機會推動修復的人，似乎樂意讓過去的災難維持現狀，讓現在的悲痛停留在原位。

雙方的視線永遠無法正面相對。我需要你告訴我現在的打算，你卻讓我「看向未來」；我提醒你我們背上還在淌血的傷口，你還是要我「看向未來」。看著前輩們長年以來被消磨的悲慟，我心裡燃起的壞點子是：或許，大家都不該再期待對方了。

我們如何繼承威權遺緒？

除了這一天，在其他364又1/4天裡，我像是被開了天眼一樣，每天都能在城市街角看見威權幽靈飄蕩的蹤影。那年立法院外的強力水柱、遠走他鄉的衝組老友、法國分析師凝視國際政治難民心靈的目光，還有，與同儕一同閱讀228受難者日記的無語和顫抖。這些經驗交錯，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基礎修煉，在治療工作的年資逐漸累積後，第三隻眼就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開啟了。

「我沒有看到哪個台灣人身上，沒有威權遺緒的痕跡。」

隨著工作經驗增長，我越來越堅定這個想法。有些父親的沈默寡言、情緒隔離、立場固著、怒不可遏或不容質疑；有些母親的過度保護、不安多疑、情緒勒索、過度媚俗或認同權威。這些日常的家庭衝突，若僅從心理動力與個人特質的互動來看，治療師的工作彷彿是一種不斷調解人性難題手工藝。但當我們納入歷史性與集體性的視角，當我們將「壓迫與被壓迫」的覺察帶入關係，世代間的諒解可能因此開啟了一條穿越日常抱怨的門路，使我們得以用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最熟悉不過的人。

當我向一起工作多年的來訪者談起那些他們依稀聽過，卻從未真正理解過的家族歷史時，就像是找到他們與親人之間遺失的幾片拼圖。對某些人來說，這些拼圖是一大片陌生的荒原；對另一些人而言，則只是一座遺失的小橋。不論這些記憶的多寡或強烈程度，它們都共享著一種被歷史完整的經驗——看到讓所愛之人窒礙難言的渾沌，也看到自己不可能突破時空限制的無能為力。

裂隙如何現身？治療如何回應歷史？

我曾經問自己：「這會不會只是強加在他人生命的詮釋？」

因為，歷史之所以在強調個人經驗的治療室出現，是敘事者的缺漏與無語，顯露出了自我無法修補裂隙。而當治療師以集體敘事試圖填補時，這個過程本身可能受到治療關係中的權力結構影響，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威權。因此，其中的關鍵不是治療師以歷史作為答案，而是裂隙本身如何浮現，以及集體敘事如何在這場談話中受到肯認。

這不是治療師單方面的詮釋，而是兩人在同一個脈絡下，朝向世界的開放性共構。在這個歷程中，如果來訪者能經驗到自我敘事逐漸被完整，他們便能承載那些原本滿溢卻無法捨離的情感，感受到「剛好的自我」。於是，在原本愛恨交織的親屬關係裡，他們能夠朝向理解得當、感受得當，也行為得當的方向前進。

歷史如何從我們身上通過？

當我們討論威權遺緒、世代傷痕，以及它如何影響親密關係時，我們其實也是在問：「歷史如何從我們身上通過？」

它不能只是憤怒，也不能只是沉默。它應該成為一種能夠被觀看、被理解、被轉化的經驗。每個人的生命裡，都存在著未曾完成的敘事，而這些敘事，正是未來可能生長的地方。

治療室不是歷史法庭，但它是一個見證的場所。它見證歷史如何進入個人生命，見證它如何影響我們的親密關係，見證我們如何在此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們能否真正「看向未來」，或許並不取決於那些說話的大人物，而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讓這些傷痕，真正長出新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