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養在「壓縮現代性」下的變化與階級差異：《拚教養》閱讀筆記〉2023-11-02
對於在一段時間中飛速發展的後進工業國，南韓學者Chang Kyung-Sup (장경섭)提出了「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概念。以此來描繪曾在南韓、台灣等國家發生過的那種－－因為在受壓縮的短時間內經歷大規模經濟、政治與文化變遷，而造成多種不同時期文化並置、不同空間一直元素相互交織的狀況。
社會學者藍佩嘉在《拚教養》一書中，用這樣的概念來考慮了台灣親職思考代間差異的問題。在幾十年之內，台灣經歷了高速的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這使得當前做為父母的一輩，無論是與他們的父母、還是他們的子女之間在成長的環境與經驗都有很大的差異。
於此同時，西方的教育理念與人權理念也在解嚴後快速地被台灣的知識分子作為推動教育改革的重要參考依據。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在千禧年後陸續為人父母的家長，一方面對於記憶中原生家庭帶來的童年缺失有所反思，希望能在與下一代相處時做出改變；另一方面，卻也在新的、科學化的、受更多國家介入與外界檢視的「親職專業」面前，感到無比的焦慮、沮喪與不確定。
2003年，《家庭教育法》正式施行；2005年，政府進一步建立了應對「高風險家庭」的監看網絡。這些公共的、法制化的教養介入，一方面有著保護弱勢兒童的重要社會作用；另一方面，也強化了「典型／非典型」家庭的二分，讓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被貼上了「問題家庭」的標籤。在實踐場域上，這除了可能增加學校或社會中有意無意的歧視或差別對待，也讓這些家庭主要承接照顧責任的人（通常會是母親）承受了更多的壓力與挫折。
在藍佩嘉的研究中，固然在社會氛圍改變下，教養方式的調整讓不同階級的人都會受到衝擊。但中產或以上經濟條件的父母（往往也是政策制定者在設想「家庭」時心目中的典型）和勞工階層的父母（經常也對應被標籤上「高風險家庭」的非典型家庭）應對的方式、難度與對自己教養方式的信心都有很大的差異。這一點不僅僅反映於家長在教養現場上的實踐，從她們接受訪談時的態度與對於訪談的想像中也能清晰看見。
藍佩嘉談到，當她們為了研究招募受訪者時，大部分中產階級中的母親都很樂意受訪，她們將這樣的質性研究理解為「因為自己是教養的成功範例，所以受邀採訪」，並且樂意與一名「研究教養的大學教授」分享交換彼此對多元入學或非傳統教育的看法；反之，勞工階級的受訪者則沒有太多接受採訪的意願，部分家長聽到訪問的第一反應是擔心自己的小孩是否在學校發生了什麼問題。藍佩嘉認為，這樣的反應很可能顯示了她們對於可能被貼上「問題學生」或「不適任家長」標籤感受到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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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中，研究者也清晰地意識到，這些家長對於自己教養方式與成效很可能會有基於自身階級與經驗而產生的理解偏差、且也會有因為家長本身教育程度產生的在描述上的不同、與因為對於個人隱私觀念或防備性的不同，可能被展示給研究者之表現的差異，這些訪談敘述需要搭配其他觀察性的研究交叉比對才可能呈現出相對完整的面貌。
另一方面，從這些家長自己說出的親職敘事中，我們也能看見他們對教養的理解、以及對於個人成長經歷如何影響自身教養觀念的自我反思。而這個「親職敘事」的角度，我認為也是這份研究中一個很重要的切入角度。
無論是任何細部的社會領域，社會學研究往往能夠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從階級與結構梳理現象成因的角度，過去許多關於教養的社會學研究也是如此。譬如安妮特．拉蘿的《不平等的童年》、吳明燁的《父母難為：臺灣青少年教養的社會學分析》都分別梳理了美國與台灣不同階級之間教養風格的差異。
但在藍佩嘉的研究中，她強調這些研究雖然給出了有利的解釋框架，但有決定論的色彩與過於簡化的疑慮，彷彿階級的結構力量能夠決定性地導致特定階級中的父母都擁有相同的教養風格。然而，階級內部其時有許多差異。無論是「勞工階級」還是「中產階級」，他們都不是內部完全同質的群體，不同的成員對於親職價值與教育方針也經常做出不同的選擇。
在這份研究裡面，研究者將親職描繪為一種「反思的實作」。也就是說，固然階級與結構會給予一個人特定的生命經驗。但當他角色轉變，從孩子變成家長時，他不見得會複製上一輩對待他的方式（尤其在前面談到的社會劇烈且高速變化的背景中）。而是，他會將自己的生命經驗當成一個供自身反省的參考對象，以此來重新在這個時代裡面定位自己的教養態度與實作。
這之中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是家長焦慮的根源，一方面，也是一個很好的、讓改變得以發生的機會。這本書一方面展示了不同階級之間資源的差異和與此密不可分的思考、生活方式差異，如何影響到他們對親職的理解與實踐，並讓我們去思考這之中的、顯然尚未被妥善處理的階級正義問題。
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有機會看見這些來自不同階級的家長如何將自己的生命經驗轉化為自己的教育理念，而這是我們去反思過往經歷如何影響自己對待他人（無論是不是孩子）方式很有價值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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