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7/30發佈於 2020/03/05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探究華人的「罪惡感」？─學習的本質（7）

作者：陳華夫

西學東漸一百多年，華人的「心理學」仍是空白一片。夏志清教授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說：「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底說來，實由於其對'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

其實，不僅中國文學避談罪惡感（Guilt），華人日常用語中，也是避之唯恐不及，深怕映入眼簾，就招惹罪惡感上身。（見羞恥和內疚的心理學研究）

通常人們做錯了事，就有罪惡感，而做了不光彩的事，就有羞恥感（Shame），但這兩者皆不同於基督教裡有神學意義的原罪（Sin），本文在此不探討羞恥感與原罪。

人們的罪惡感會一點一點的累積，而且若沒有清洗它─即贖罪（去罪惡感），當累積到足夠深重，就會憋屈的極不舒服，逼得你不得不「去罪惡感」，才能重回寧靜心安。

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社會，有個普羅大眾的「去罪惡感」機制，當人們累積了整星期的罪惡感，在星期日的彌撒裡，藉著餅（神的身體）與酒（神的寶血），都被赦免（清洗）掉了，走出教堂，就能迎接另一美好星期的開始。

中國主流儒家文化，卻未能提供此種宗教儀式性的「去罪惡感」機制，當華人累積憋不住罪惡感時，清洗掉罪惡感的方式就是自我懲罰，但這種自我懲罰雖然是「去罪惡感」的清潔劑，但是實在太痛苦了，它在清洗罪惡感的同時，也毀了中國人的人生。高行健（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的《一個人的聖經》其實是中國小說史上最特殊的「自傳性」贖罪（去罪惡感）。（詳見拙文《一個人的聖經》─中國小說史最特殊的「自傳性」贖罪──開悟的本質（8））

中國傳統的體罰教育下，子女從小千百次的被體罰受苦，並在體罰的同時，還遭受責罵的罪惡感，於是子女從小就被套上了「罪惡感─受苦」的枷鎖。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已詳述於拙文細述我親歷40年的「開悟」之旅─開悟的本質（1））

子女長大後，每當有罪惡感，就「需要」熟悉千百次的受苦，例如，電影裡，浪子回鄉，撫棺痛哭：「爸，打我啊！」卻喚不回熟悉的棍棒，於是頭破血流的撞棺伏地─典型的自我懲罰的贖罪（去罪惡感）。例如，陳忠實在他的小說《白鹿原》裡，花了相當篇幅書寫鹿子霖及其媳婦冷秋月的死，呈現了近代中國小說史上最悽慘的自我懲罰的贖罪（去罪惡感）。

自我懲罰是一種贖罪（去罪惡感）的手段，其常用的方式是折磨自己的父母、配偶、子女等至親（如斷絕父子、母女關係、離婚等），或摧毀自己珍貴的事業（掀老闆桌子、拍屁股走人）及摧毀自己的健康（如潛意識的製造車禍、罹患癌症等）。當然，這些都是極端少見的手段，只有在自覺「罪孽」非常、非常深重的情況下才會發生。（見拙譯《自我影像─自我心裡探究》陳華夫譯註，1994之第5章）

通常一般人的「去罪惡感」與贖罪的手段是令自己不快樂，或是令自己沉倾在「淡淡的哀愁」裡、或是令自己擺出「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往往，自己沒法笑，也看不得別人笑，最後以「苦」為「樂」了。

中國文化與文學裡缺乏快樂，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說：「中國式的“悲劇”總是少不了弱者的眼淚」。張愛玲《論寫作》說：「快樂這東西是缺乏興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樂。所以沒有一齣戲能夠用快樂為題材。」在這樣一個不快樂的文化氛圍下，自然孕育不出風趣幽默的文學花朵。無獨有偶，而印度的宗教文化，是苦行文化，人越受苦，就離神越近，下輩子越就快樂與幸福。（請看拙文你「開悟」了嗎？─開悟的本質（4））

飽經憂患的華人大多「樂」於受苦。在眾多形式的受苦中，有一種是，天網恢恢，報應的終將到來；人生之中，我們都曾經心懷敵意或者欺騙別人，或者深感自卑，所以我們竟日生活在遭人報復的恐懼裡：「也許下一次乘飛機，中途會失事！」我們擔憂各種絕症，摔斷胳臂、大腿、失業等，以爲這些「報應」遲早會臨頭。

在人的一生中，只要犯了錯，就有罪惡感，同時恐懼遭到懲罰，但同時又「需要」懲罰。既恐懼又「需要」同一件事物，令人憋屈極不舒服。聖經上的名言：「不要審斷（批評）任何人，以免你自己被審斷（Judge not ， less ye be judged）。」審斷別人，造成別人的罪惡感。審斷自己，造成自己的罪惡感。一般說來，道德感重的人，罪惡感也重。尤其，道德感重的父母經常挑剔審斷子女，罪惡感就烙印在孩子性格的深處。

兄弟姐妹的爭端也能助長罪惡感，由於整天生活在一起，難免摩擦、爭吵、打架，父母介入訓斥，各打五十大板，其結果都助長了子女的罪惡感。而手足競爭更是滋生罪惡感的源頭。

性和罪惡感是不可分的，幼兒的性活動之一就是自慰，嬰兒很早便發現刺激身體某一部分能帶來快感，但是社會的禮教嚴禁自慰。小孩玩弄性器，父母會覺得困窘，雖然小孩並沒有成人的羞恥感，卻能體會父母的意向，於是想要自慰就有罪惡感。

罪惡感影響我們最妙的一招是自責，譬如，每當老闆召見，我們心裡便犯嘀咕：「糟糕！出了什麽漏子？」也許，老闆只想當面嘉許一番，我們卻怕他破口大罵。朋友好久沒來電話，寫信或聯絡，就納悶：「哪裡得罪了他？」

罪惡感愈深重，就愈怕出錯，有些病人想盡辦法要醫師指責他們，總是說:：「我是不是搞錯了？」「那樣子，是錯了吧？」「要是你，該不會那麽做吧？」他們像做錯事的小孩，尋求醫師的認可。

不斷尋求認可是一種強制性的追求完美，怎麽說呢？

罪惡感令人自卑，但又深怕別人探知自己的自卑，於任何事情上都逞強，追求完美主義，不管運動、公事、談吐、烹飪，樣樣要第一名，樣樣都要表現的完美，別人才不敢小看自己。但不幸的，追求完美主義往往造成爭勝成性，急於贏得每一場雞毛蒜皮的爭端，這是因爲自己嚴重的自卑，深怕做錯任何一件小事，就會做錯所有其他的事，於是滔滔不絕的控制話題，不讓別人發問，以免曝露了自己的短處；並且不斷的大談「當年勇」，大談自己是如何被人佔了便宜，卻連眉頭也沒皺一下，其實這些都是「強迫性」的掩飾自己的自卑。

有時人們刻意表現出罪惡感，以求得寬恕和補償。坦承罪惡感，是為了解除對方的武裝，搶在別人發難自己之前，先責備自己，以塑造自己誠實正直的形象。而一心想成爲衆人眼中「正直」的人，往往是一種病態。罪惡感愈重的人，這種病態「正直」的慾望愈強烈，例如，遲到了五分鐘，卻花了半個鐘頭道歉，找藉口。罪惡感重的人長久找理由及藉口，令他精通此道；他一面貶低自己，一面抬高別人，避免他人的攻擊，他變的謙卑、穩重，隨和，討人喜歡，但這都是鬆懈別人攻擊他的麻醉劑。

還有些罪惡感重的人不分年月的過度工作，好像罪孽深重的贖罪者，畢生的願望就是終日勞累，做牛做馬，他們不僅竭力做好份內的事，並且盡力包攬與他有關的任何事務，藉此爭取贖罪和別人的接納。但勞累過度，令人心力交瘁，就會頻頻挑剔別人的懶散，而大失人緣。

罪惡感愈深重，就愈需要別人敬重。於是竭盡所能地討好他人，故作慷慨，搶付賬單。通常，他們小費出手大方，送禮異常貴重，遠超過自己財力負擔。但這些方法並不能贏得人緣，甚至會適得其反，因爲花了大把的小費，會令自己藐視別人，敵視別人。

罪惡感迫使自己受苦，是因為兒時，父母套在子女身上的「罪惡感─受苦」枷鎖，受苦可以平衡罪惡感滋生的自卑，以維持我們的自尊。然而，受苦卻妨礙了自我的成長，也妨礙發展與親人及朋友的親密關係，無法享受快樂與幸福。

這怎麽辦呢？

心理學家認爲人的慾望有不少逾矩道德的，而滋生了罪惡感。罪惡感如冬天抖不掉的峭寒，夏天擋不住的熱浪，無時無刻在困擾我們。但正如我們可適當的穿上大衣或者打開冷氣，來適應天氣溫度。我們也可以採取些措施來緩衝罪惡感，譬如：培養廣泛的興趣，可增加我們的快樂，或者培養與朋友的親密關係，來自朋友的認同幫助我們肯定自己，才能克服罪惡感滋生的自卑，而建立不卑不亢的自尊。

任何事情只要能增加快樂，讓高昂情緒，都能減輕罪惡感。多交些種類不同的朋友。自我的成長來是來自朋友的認同，所以，朋友能幫助自我成熟，而接納別人，廣得人緣，進而幫助我們接納自己，建立自尊（自卑的反面）。也唯有自我接納（自尊）的人，才能接納自己，寬容自己，也才能不挑剔別人，接納別人，廣得人緣。

諾貝爾生理學獎2015年得主伊莉莎白·布雷克本發現施捨有治療身心的作用，例如107歲離世的邵逸夫，樂於助人是他高夀的一個原因。多年來，他一共向內地捐助了34億港元，他創立的“邵逸夫獎”，基金高達50億港元。研究人員發現，物質的施捨，能降低死亡率42%，精神上的施捨，能能降低死亡率30%。所以，施捨可以治療罪惡感，讓自己與別人都能擺脫罪惡感的折磨，而快樂的活著一個開悟的人生。（請看拙文「施捨」就是人生的「開悟」─開悟的本質（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