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硬翻轉不對等的代價：「取消」的意義與隱憂

〈強硬翻轉不對等的代價：「取消」的意義與隱憂〉2023-07-26

　　過去我們曾兩度談論取消文化，一次是在台灣MeToo運動開始之前，一次是在其最洶湧的時候。如今，它已經緩和下來，仍有許多人還正在說出自己的經歷，也有許多人還不敢或不願意說出。但我們都可以明白，這次的運動已經讓台灣社會對性別議題有了一些新的態度，許多人會開始反思自身，但也有一些人仍舊認為那些性騷擾的行為沒什麼大不了。在這個時間點，我們可以再一次、從更復合的角度分析看看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並不與MeToo運動相綁定，但它們的確有著許多關連與共通點。在過去的文章中，我們以陶片放逐法來類比，提到了取消行動有一個「數位流放」的意涵。我們也的確能注意到，在取消行動最初的意涵裡面，就是一種從民間而來的，對長期把持著話語權的公眾人物之反制。

　　2020年7月初，美國文化雜誌《哈潑》（Harper's）刊登了《一封關於正義與公開論辯的信》（以下稱為《哈潑公開信》），那封對取消文化表達質疑與擔憂的信件得到了上百名學術、媒體與藝文人士的聯名，其中不只有「身受其害」的JK羅琳，也包含喬姆斯基、法蘭西斯福山等著名學者。

　　很快的，包含了許多有色人種的一百多名記者也發起連署，批評《哈潑公開信》缺乏反思，也提醒了新聞界與出版界長期以來的權力問題。雖然當時美國的主要課題是Black Lives Matter，但在「長期受壓抑的群體之發聲權」的角度上，MeToo運動與此也有許多相似的特點。

　　《哈潑公開信》的立場大抵上是圍繞著言論自由與比例原則，它們承接了某種「不同理念都應當被放在公開討論」的自由主義立場，同時提出了許多記者、學者、編輯會因為取消文化而被迫在失去工作與不能表達特定立場之間作抉擇。這兩個問題都不是空穴來風，但直接以這樣的方式一概而論地質疑取消文化，卻是有些模糊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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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如果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說，無論是怎樣的立場，都應該要能夠被表達與討論。如果人們活在一個擔心被取消與噤聲的環境裡，言論自由與正義的思辨都將沒辦法被好好落實。然而，這種環境並非如同支持《哈潑公開信》的人想像的是取消文化的結果，相反地，正是這樣的環境，才催生出了如今顯得有些激進的取消文化。

　　無論是Black Lives Matter或是MeToo，之所以這些種族與性別議題會一下子爆發出來，便是因為她們長期以來都處於那種《哈潑》支持者所擔憂的噤聲狀態之中。有許多的言論長期沒有辦法進入公共討論，這是那些一開口就能受到重視的著名作家與學者無法體會的。

　　相反的，他們所捍衛的那些言論，卻是長年以來都被大眾所允許的歧視與冒犯言論。極端來說，這些歧視與冒犯言論的發言者的確也應該享有言論自由。但問題是，這些貶抑與傷害特定群體的言論，往往會創造或加強一些不友善的環境，並讓一部分的群體因此失去言論自由、甚至人身自由與安全都可能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那種新聞與藝文工作者可能因為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失去工作的問題，其核心並非取消文化的問題，而是勞動者權益的問題。當一個人因為不恰當的言論失去工作時，如果我們認為這樣的懲處有違比例原則，那應該被指責的不是他的言論所傷害到的群體，而是資方過於獨斷且不合理的人事行政權。

　　去在這個意義上攻擊取消文化，就很像是因為不合理的判罰與不完善的更生人制度去控訴整套法律。而不首先檢討自己為什麼要犯這些錯、以及判罰者為什麼可以濫用權力。

　　同時，藝文相關的工作者由於更大程度依賴於名聲和後續的演藝合約，受取消文化的影響可能更大。但這也更加表明了我們需要給藝文工作者更多的工作權上的保障，而非完全是娛樂企業說了算。這也是為什麼近期以好萊塢編劇和演員為核心的美國藝文表演界會需要罷工，因為即便某些超級巨星有著鉅額的收入，整體表演者的權益仍舊非常不穩定。

　　當我們沒有去認真與嚴肅地看待這種長期以來的權力不對等，我們有時會對個人遭受到的取消感到有失平衡。這一點在任何一種試圖修正長期不對等的行為或政策上都會看到。譬如保障名額、加權分數，這些措施放在特定的個人身上都不見得有道理。對於一個個別的人來說，他的被取消的確有可能是不公允的。

　　但另一方面，這就如同轉型正義一樣，是一種為了推動族群平等所需的，整個社會價值觀轉變的表態。當我們還覺得「沒有嚴重到需要取消吧」的時候，這些問題很可能就還被看得太輕。就像黃子佼出事後的道歉以及一個月後的再次道歉，都能看到他雖然從不否認自己犯過錯，卻始終認為「我不該遭到這樣的對待」。也許我們的社會可以給他一個再次出發的機會，就像在過去許多男明星身上發生過的那樣，但「那些事情的確是嚴重到需要加害者付出沉重的代價」這一點，甚至到目前很可能還推進的不夠。

　　如果我們同意一個人的罪行可以被說出來，接下來便是社會需要他如何面對過錯的問題。就像轉型正義時常難以和仇恨與報復的情緒完全脫離開，取消文化完全有其消極且甚至對社會有不良影響的面向。但在這個時間點上，它仍是缺乏話語權的社會大眾少數能取得的一種對公眾人物不良行為的制裁手段。是當前社會所能設想的，讓話語權更加平衡的少數可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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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否認的問題是，雖然取消行動的核心是基於社群，資本與政權仍會在這裡面動手腳。雖然它們並不能百分之百控制社群，卻有著強大的煽動與介入能力。不僅僅是操作「網軍」，身處於極端環境的人的確對對自己進行言論審查，譬如在提及台灣時，必須在前面加上「中國」。我們也會看到企業往往在一個人剛出現爭議時就迅速進行切割。

　　這些行為時常並不真的反映社群，反而是讓事情更加符合政府與企業的利益。這樣的「取消」是與取消行動的本源脫鉤甚至相矛盾的，卻成了許多人反對取消文化的理由。哪些取消是社群發起的、反映沒有話語權的大眾的聲音，哪些是政府或資本假借取消文化進行的鬥爭，是我們需要仔細區分的。

　　除此之外，取消文化的另一個隱憂是，它有可能造成人們的過度依賴。一方面我們希望能透過取消式的審查建立安全的網絡，從而放棄彼此對話與說服（這也是《哈潑公開信》立意中最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也給政府或跨國企業一個趁勢過權的機會。

　　另一方面，我們也容易感覺「取消了這些壞人，事情就會變好」。但我們還是必須想起這裡頭的結構問題。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去"hate the game, don't hate the player"。如果世界上的許多人沒有辦法抵禦權力的誘惑，那我們最好的辦法是，取走魔戒，把它丟進火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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