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如果我們相信惡人頭上必長角，便會永遠識別不出惡人來──《人類破壞性的剖析》

今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發動了震驚全世界的戰爭行動，讓無數人流離失所並死在砲火的摧殘中。我們雖處在科技發達、醫療進步、教育普及的文明世界，但戰爭依然如影隨形地綑綁著眾生的生命。我們一方面自詡為有智慧與理性的物種，另一方面卻毫不留情地大規模殘害自己的同胞。

在動物界中，唯有人類會發動大規模的屠殺。為什麼人類會做出這種事情？難道我們的血液裡流著嗜殺的基因嗎？

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晚年同樣在沉思這道難題。他經歷過殘酷的二次大戰，也見證冷戰與核子武器的可怕。在這本全面探索人性的經典著作《人類破壞性的剖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中，他著手剖析人類的破壞性究竟從何而來、為何發生、又該如何改善。

佛洛姆主要是跟當時兩個主要的心理學思潮來對話，分別是「本能主義」與「行為主義」，它們各自對人類之惡有不同的見解。前者認為，人類天生就有攻擊的本性，人必須透過破壞來釋放內心累積的壓力，且這有助於物種的演化；後者則認為，人類的天性受到環境與文化的制約，只要給他刺激與壓力，人類就會產生攻擊的行為。

本能主義認為人是受到演化驅力影響的產物，而行為主義則認為人是受到條件制約下的產物。佛洛姆認為兩者都把真正的「人」屏除在視線之外，彷彿人沒有自己的性格、意念或目標，僅是受到本能或條件制約下的傀儡。

他從大量的人類學民族誌中發現，在歷史的長河中，狩獵採集的社會其實愛好和平，且沒有嚴格的階級制度，而非本能主義者眼中的好戰或天生具有破壞性。直到農業革命、城市興起，人們才意識到可以透過控制人與自然來增加自己的生產力，進而產生了階級制度，並合法化各種形式的暴力。因此，認為人天生具有攻擊性經不起人類學與歷史學的考驗。針對這部分更詳盡的探討，讀者不妨參考歷史學家Bregman最近出版的精彩著作《人慈》（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

再者，佛洛姆對那些著名的「心理學服從實驗」深感質疑（如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的電擊實驗或津巴多［P. G. Zimbardo］的監獄實驗），認為其研究結果並不能解釋真實的社會生活。他指出，在二戰的集中營裡，那些有宗教信仰或政治信念的人，更能承受得起極端的壓力，保存心中的良善，且沒有喪失個人的道德觀。這並不像一般人以為的，人在極端環境裡就會產生自私且人咬人的殘酷世界。

但為什麼本能主義跟行為主義的解釋這麼具有說服力呢？佛洛姆認為，那是因為我們早就準備好接受它們了。如果人的破壞性都是因為演化而來的本能，那我們就會對現在的破碎世界「不意外」了，反正「人就是這樣」；如果人會殘忍地殺害一個人都是因為環境的錯，那我們大可樂觀地打造一個能「制約人類好行為」的社會制度，那惡就不會存在了。

然而，兩者既沒有對社會制度與人類的心理結構進行深度的分析，使得我們在面對人類的惡時，只能用簡化的解釋來緩解內心的不安或無力感，或者索性不去探究我們到底期待的「善」應該長什麼樣子。

由於人有獨立於基因與環境的內在結構，因此佛洛姆主張，我們應該回到人本身思考：人的本性是什麼？這樣的本性如何產生愛生命與毀壞生命的性格？而我們又要怎樣維護人類的生命發展？

佛洛姆並不用普遍的特質來談論人的「本性」（如善、惡、理性、愛），而是指出人類之所以有別於其他受本能制約的動物，是源於生命的「基本矛盾」。人不只滿足於基於本能的「生理需要」（吃飽穿暖），更不斷尋求心理層面的「生命需要」，好讓他們能克服孤獨、無能與失落感，重新與大自然與世界連結。

他既意識到自己生命的有限，同時也想找到各樣方法不斷超越，以獲得生命的意義。例如，需要可以獻身的對象、需要與人合一、需要有創造性。為了滿足這些「生命需要」，人會發展出由非本能的欲求所組成的相對穩定的體系──「性格」。

性格會透過各樣「激情」展現出來。然而，每個人占主導性的激情都不一樣，且受到社會條件的影響。有些人是基於愛、溫柔、正義、真理來滿足生命需要；但有些人是基於恨、自戀、施虐、受虐、破壞性來滿足生命需要。例如，一個人想要克服孤獨感，他可能透過愛與關懷與人合一，也可能透過情感控制來填補內在的匱乏。

所以，我們該如何理解人類的作惡多端的行為？

就佛洛姆的觀點，一個人之所以變得殘忍或具有破壞性，是因為缺乏成長的環境與社會條件。現代社會高度專業分工與資本主義經濟至上的邏輯，讓人的生命成為工具，而非發展自身的目的。人的教育是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人的工作是為了得到更好的享受，好讓整個資本主義的體制可以順暢運轉。此外，在消費文化下，愛變成了一種感傷，性變成了一種技術，喜悅也變成一種無端的興奮刺激，以逃避日常的無聊與空虛。

「人已經變成了他所控制的整個機器系統的一部分，而這個機器系統同時又反過來控制他。他沒有計畫，沒有生活的目標，只做科技邏輯規定他去做的事。他憧憬造出機器人……其實，這個成就即使達成也不會讓人多吃驚，因為人自己業已變得和機器人難以區別了。」（頁478）

如果一個人所處的環境，不讓他有自由思考的空間，長期受到剝削與控制的不良關係，或是缺乏以人為中心的工作模式，那他的生命發展就會被扼殺，讓破壞性的激情成為潛在尋找生命意義的替代方案。他會用權力來壓制他人，他會對一切死氣沉沉的事物感到有興趣，他會沒有辦法愛人。

佛洛姆的人性觀是這樣的：人天生具有愛生命的能力，只要環境給予他足夠的愛與關懷，他就可以用愛、理性與正義去發展自己的生命，讓世界變得更好；但如果環境剝奪他發展生命的能力，就會產生各樣的心理病態，讓生命變得死氣沉沉，讓人變得自戀、冷漠，甚至產生出破壞性的行為──如「施虐─受虐癖」或更極端的「戀屍癖」。

簡言之，人天生是想要向善的（有助生命發展），但心理上卻有發展出為惡的潛在可能性（無助生命發展）。

佛洛姆提到，當人們處於剝削性控制的社會中，從小到大被削弱自我的獨立性、完整性、批判性與創造性，那在面對生命難題時，很可能會因為恐懼而愈發想要控制生命（施虐），或是透過完全屈從於他人來彌補生命的無能為力（受虐）。

「如果能夠絕對控制另一個生命，就會讓人覺得自己全能，覺得自己超越了人類處境的界線──對那些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創造性和沒有喜悅的人而言，特別是如此。施虐癖本質上沒有實用的目的。它是一種把無能感變為全能感的行為，是心理殘缺者的信仰。」（頁398）

施虐癖與受虐癖是一體兩面，他們同樣都是基於對生命的無能為力，而想透過另一方來「完成」。施虐者將他人當作自己的延伸物，受虐者則將自己當作別人的延伸物。正如佛洛姆在《逃避自由》與《愛的藝術》提到的，這樣的人無能力去愛，因為真正的愛拒絕控制的共生關係，而是得用自發性的反應喚醒彼此的愛，並有勇氣冒著生命的風險來成長。

我認為佛洛姆在本書最突破性的地方在於，他詳細地探討極端的破壞性──「戀屍癖」，並對希特勒進行深入的心理分析。他用近乎90頁的篇幅，幫助我們了解這位「惡魔」的發展歷程。

佛洛姆認為，希特勒的邪惡，不是因為他有為惡的本能，也不全是因為他童年的缺憾，而是他在成長的過程中無法克服一己的自戀，又在歷史的時勢下將自己的失敗與屈辱與國家結合在一起，因而想透過為德國復仇來為自己雪恥。

希特勒的可怕之處不是他特別對猶太人進行種族屠殺，而是他恨所有人類、恨生命。戀屍癖是「對一切死的、腐爛的、生病的東西的一種強烈迷戀；是一種想把活的東西變為死的東西的激情；它是為破壞而破壞；其心思完全被純粹機械性的東西占去。它是一種把活的組織撕碎的激情。」（頁454）

佛洛姆提出的警告是，不要以為希特勒只是歷史上的極端或是純粹的心理變態，而且也不要認為這樣的惡魔很好辨識。事實上，這些「惡魔」平常待人和善、溫和有禮、愛家庭，但他們其實是不愛生命的。「如果我們相信惡人頭上必長角，便會永遠識別不出惡人來。」（頁589）

一旦社會中具有破壞性的人得到了權力與影響力，便會非常危險。他可能不會像希特勒如此兇殘，但也可以當個「有效率」的黨衛軍，以愛國之名施行可怕的侵略與欺壓。當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讓這種破壞性有地方宣洩，便會造成極大的災難。

所以，我們該如何避免讓社會培養出潛在的惡魔？佛洛姆在本書沒有給予令人滿意的答案。但他指出，人性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糟糕。只要我們願意相信人天生具有愛生命的能力，那我們就該戮力打造一個更適合人類充分發展自身的社會環境，而非任憑剝削與控制的體制來主宰我們的生活，進而讓心理變得殘廢。

佛洛姆在最後論到對人性的希望：「有信念意味著有勇氣去想像不可想像的事情，但它仍然得在事實上可能的範圍內行動。它是這麼一種弔詭的希望：天天預期著彌賽亞的到來，然而也沒有因為彌賽亞沒有在指定的時間來到而灰心喪志。這種希望不是消極的，也不是有耐心的。正相反，它是最沒有耐心的，最積極的，會在有實際可能性的範圍內尋找一切行動的可能性。」（頁595）

《人類的破壞性剖析》談的不是人有多可惡，而是生命有多可貴。這本警世之作，至今仍引導我們用更負責任的態度來面對人類之惡，並重新思考該如何打造一個更合乎人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