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自由工作者、
進入接案收費市場已經超過半年，
這段時間工作及生活型態有了巨大改變，雖然實際接的案還不多，
但對我來說已經產生了不少體悟與思考，
因此想要來做點整理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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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當我是社工的時候，
我的薪水來自政府補助方案或機構自籌，
（我過去受雇於民間社會福利機構，
政府會將各種服務方案委託外包，
讓有興趣經營的社福機構競爭標案，
因此服務方案經費主要來自政府，
後續再由政府定期對機構進行評鑑）
我不會向我的服務對象收費，
加上政府委託的方案都有明確的主軸，
例如：親密關係暴力保護服務方案、
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等等，
因此我的服務也都會有明確目的性，
例如：服務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
最重要目的便是要「維護安全」，
而會成為服務對象並且願意跟我談話的個案，
通常都已經遭遇了明顯的困境，
且有一定的抒發需求或求助意願，
因此我跟個案接觸、建立關係之後，
要確定會談或工作方向是容易的；
但在進入自由工作市場後，
諮詢者提出的議題是五花八門的，
雖然在填寫預約表單的時候，
會請諮詢者先說明想要討論的主題，
但有幾次我卻在談話展開之後才發現，
諮詢者真正面臨的困境是另一個問題，
因此有時候諮詢光是蒐集資訊、
確定後續處理方向就花了一半的時間，
甚至如果諮詢者狀態是比較混亂的、
有許多情緒抒發需求或問題發散的話，
我可能第一次的諮詢都會著重在
陪同諮詢者紓解及整理情緒、
廣泛了解問題的各種面向等，
不太能夠有時間處理實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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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我發現，這樣的情況會讓我感到焦慮，
除了我不見得對於每個主題都熟悉之外，
另外也因為我內心有一個信念是：
「如果我沒辦法帶給諮詢者實際的協助，
他們覺得我的諮詢沒有幫助、
之後就不會再來找我諮詢了」；
這跟當社工的時候真的很不一樣，
過去只要個案進入我們的服務系統，
我就是一定得想辦法聯繫及服務他，
我不用擔心個案不願意再來找我，
然後也因為我跟個案之間沒有對價關係，
所以我工作的出發點會是：
「怎麼做才能讓個案過得更好？」
而在這個「過得更好」的定義中，
多少會帶有我個人的價值判斷，
接著在已經建立關係、
沒有損及個案權益的前提下，
我通常會蠻直接表達我對個案的評估與回饋，
而個案面對這樣的直接可能會有些情緒反應，
但事後當他們冷靜下來思考，
往往都是能夠同意及接受我的回饋的，
後續也有可能據此採取行動、做出改變；
現在回顧起來，
這樣的助人關係或許是最難能可貴的，
因為我在沒有金錢報酬的前提下，
提供了我認為對於個案最為有益的協助，
儘管這個協助不見得是個案當下最想要的，
例如：個案不甘心已經投入多年時間、
金錢、心力在目前的伴侶身上，
因此儘管已經多次受暴、也知道目前的
伴侶有許多問題，但仍不願意離開，
個案希望伴侶不要再施暴並繼續交往，
而我在了解個案過去的成長背景之後，
發現個案可能因為從小在原生家庭不被重視，
因此無法離開目前的伴侶只是想要滿足
自己內心被需要的價值感而已，
引導個案看到其無法離開有毒關係的原因
並不只是因為已經投入的沉沒成本，
而是影響深遠、更深層的內在匱乏，
希望個案有此看見後能夠做出不同的決定。
—
回到目前收費諮詢的情境，
我發現當我跟諮詢者之間有對價關係後，
我工作的出發點變成是：
「諮詢者目前的問題是什麼？」
「諮詢者想要如何解決他的問題？」
「我要如何協助諮詢者，
才能讓他願意繼續付費諮詢？」
雖然仍保有助人的初衷，
但角度與立場已經有所變化，
我幾乎很少再有自己的想法，
並出現了類似討好的傾向，
不斷去思考「諮詢者想要的是什麼？」
為的是要持續有諮詢的收入。
這樣的不同讓我有點糾結，
因為我不希望自己變成
為了賺錢而失去自我的助人者，
（雖然我現在離賺錢還有點遠XD）
但如果不是為了賺錢的話，
我當初離開社福體系，
決定由個人的身份出發，
提供這樣的諮詢服務，
初衷到底是什麼呢？
另外我也開始去思考，
相對於過去當社工的時候，
我們服務的立場很多是基於政府的要求，
（例如：面對高危機度的受暴個案，
就算個案本身沒有被服務的意願，
我們仍必須非常積極主動的聯繫）
但在開放市場的助人關係中，
只會有自願性的個案存在，
這時候助人者的認為與個案的需求，
兩者之間的比例該要如何拿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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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其實都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大哉問，
所以我目前也還沒有一個定調，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我一定會跟諮詢者保持平等的關係，
陪同諮詢者找到最適合他的答案與方法，
然後保持開放的心態，
在這條助人之路上持續探索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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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最後能夠讓你展露一絲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