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真正後現代的「後現代心理治療」——讀《回歸真實 : 後現代理論在心理治療上應用之探討》

過去幾十年來，後現代主義在心理治療領域中受到愛戴，有許多治療師也以後現代一詞自稱，以彰顯其理論特色。然而，源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後現代理論被應用至心理治療時，難免會產生扭曲或是應用不完全的現象，例如Held（2002）便認為後現代敘說治療運動經常在實在主義與反實在主義之間搖擺不定，難以堅守其立場。此外，後現代理論被挪用至心理治療場域中時，也可能帶來不好的後果，像是「個案即文本」的隱喻往往使得治療師忽略個案超乎語言之外的部分。這使得我們不禁提出質問：(1)後現代心理治療是否真的掌握了後現代理論的精神？還是打著後現代之名，掛羊皮賣狗肉？；(2)後現代理論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是否有需要改進與修正之處？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本文先簡述後現代理論以及其和心理治療的關係，接著回顧與後現代心理治療有關的評述，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何謂「後現代」？

要評述後現代心理治療，首先就必須定義何謂「後現代」。事實上，後現代並非一個單一、整合的理論，而是各式理論的叢集，這些理論有時甚至互相衝突。Held（2002）認為後現代主義中最重要的成分在於反實在主義。反實在主義認為語言總是介在知者與被知者之間，並且會扭曲被知者，使得我們無法在語言之外得到任何有關實在的知識。另外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將後現代主義視為對現代主義的一個反動——現代論者認為世界是建立於一套具有普遍性、可被發現的法則之上，並且人類可以藉由理性、客觀性與系統性的探索去揭露這一套法則（Williams & Sewpaul, 2007）。相反地，後現代論者拒絕一般性的法則和真理，並且支持區域性、獨立性與個人化的「真理」，像是Lyotard（2003）便將後現代主義定義為：對於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以及宏大故事（grand story）的懷疑。在文學的領域中，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分歧點則在於「文本或事件是否具有限定的意義」。現代論者主要認為文本皆有其真正或客觀的意義，只要讀者能夠使用適當的文學方法就得以揭露此意義。後現代論者則認為文本/事件的意義是多元、不定的，例如讀者反應理論（Reader Response Theory）便認為文學的意義並不侷限於文本之中，而是必須藉由讀者的閱讀才得以獲得實現的過程。正因為每個讀者帶有其獨特的一套解釋系統並處於不同的情境中，使得因讀者的閱讀而產生的文本意義是多元而不確定的（Rosenblatt & 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38）。然而，儘管上述我們用對比的方式呈現現代與後現代的區別，也有人認為不應將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視為一個軸度上的兩端或是兩個相互區分的類別，否則就落入了現代主義的陷阱中（Williams & Sewpaul）。大體而言，儘管何謂後現代仍然眾說紛紜，不過我們大致上可以將後現代的主要特徵視為(1)否認適用所有人的一般性法則，支持地域性的「真理」；(2)否認存在語言與理論之外的真實，強調語言所建構的「真實」；(3)否認文本的單一客觀意義，強調文本/事件意義的多元性與不確定性。

後現代理論與心理治療

為何後現代理論會被運用至心理治療領域中並受到歡迎呢？Held（2002）提出幾個可能的原因，其中一個較具貶抑性的說法是將後現代敘說治療運動視為一種盲目地趕流行。此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後現代中的反實在主義減少了心理治療者的負擔。有關心理治療的學派與知識太過多元龐雜，沒有任何一個個別治療者能掌握如此複雜的知識系統。既然在反實在主義中不存在獨立客觀實在，那麼就沒有任何一個有關心理病理的理論對於問題解決是真正必要的。因此，臨床工作者就得以專注在每個個案的特殊性上，而不需要受到各式複雜理論的束縛。然而，Held認為最重要的是，後現代敘說治療運動的出現為了回應「如何兼顧個案的獨特性又同時保有系統性」此一難題，其有關後現代敘說治療運動的批判也有部分以此為基礎。

McNamee和Gergen（1992）則認為後現代心理治療的興起是來自對現代主義中將「治療師視為辨認出問題並提供解方的專家」此一模式的批判，這樣的批判與相關的創新嘗試可見於許多面向：詮釋學家反對過去將治療師視為客觀的分析者，因為治療師的詮釋有很大程度仰賴其現有的價值系統；前精神病患組織起來反抗精神專業，並認為現行的病理分類系統不僅僅對被分類的患者來說是壓迫性的，將人物化且具有貶低性的；現象學家則企圖抹消治療師對心理困擾先入為主的印象，並試圖以個案自己的語彙去理解他們的處境。

究竟後現代心理治療是為了兼顧獨特性與系統性，還是對過往現代主義心理治療的反動，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雖然各有一些可取之處，也都不全然正確。前者說法的缺點在於它難以將後現代心理治療運動和過去其他的心理治療學派做出清楚的區分。過往的心理治療學派多少也展現了兼顧獨特性與系統性的努力，而我們難以辨認出後現代心理治療跟過去的心理治療在此一面向上的明顯區別。此外，當我們將個體性與系統性視為一個軸度的兩端時，「兼顧個體性與系統性」此一說法不過就是一句空話，它無異於我們在理髮時對理髮師說：「請不要把我的頭髮剪太短，但也不要留太長。」因此，我認為比較好的說法是「在不完全抹消系統性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提升治療的個體化程度」，承接前面的理髮比喻，這個說法就像是對理髮師說：「請在不要理光頭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把頭髮剪短」。我之所以會提出這個改良的說法，是透過前面所述的後現代理論的特徵下的推斷。既然後現代理論否認適用所有人的一般性法則，支持地域性的「真理」，那麼後現代心理治療所欲追求的，應不僅僅是個體化與系統性之間的平衡，而是在不完全拆毀心理治療系統的情況下，盡量提升其個體化程度。後者的說法僅管沒有前一種說法的缺點，卻忽略了後現代心理治療作為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抗，卻未曾真正擺脫過現代主義的幽魂此一事實。接下來，我們將從後現代心理治療興起的這兩個說法切入，探討後現代理論的引進是否為達成目的的最佳方式與必要手段。

後現代心理治療的目標一：在不完全拆毀心理治療系統的前提下提升個體性

（一）後現代的破碎主體是否會成為心理治療的阻礙？

若我們暫時認同前述的說法——後現代敘說治療運動是為了要「在不完全抹消系統性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提升治療的個體化程度」。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檢視後現代敘說治療是否真的往此一方向邁進，而後現代理論在此一目標中又是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們一般認為，後現代理論中，反對普遍性真理，讚揚個別、獨特的敘事此一傾向有助於提升心理治療的個體性，因為這使得治療師不再將一個大理論強加到所有前來尋求治療的人身上，而是可以根據每個個案的敘說發展出一套有關其問題的說法。然而，我們所沒料想到的是，後現代理論所拆解的傳統主體概念也將使得治療的個體化遇上阻礙。不同於啟蒙的主體被視為有一個穩定的內在核心，後現代時期的主體不再有一個統一且具有核心的自我。後現代的主體在不同的時間、情境中，會產生不同的認同，這些認同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這使得後現代主體的認同是多元、破碎且流動的（Hall, 1992）。然而，這種傳統主體/個體的崩潰也將為心理治療的個體化帶來問題——若心理治療中所應用的後現代理論拒絕「個體」存在的概念，要又如何讓每位前來接受治療的個案保有其「個體性」？事實上，若個體不再有穩定的邊界或內在核心，那麼我們又要如何將一個破碎流動的「個體」和下一個「個體」區分開來，並保持治療的「個體性」呢？有趣的是，在後現代理論似乎也對是否要取消個體性抱持著一種曖昧矛盾的立場。Rosenau（1992）的說法可以為此提供一個很好的說明：「後現代『片段的』個體的發明，使後現代主義者既捨棄現代主義的實在主義，而又能保持其個人主義的觀點。」在我看來，敘說治療若不是忽視後現代理論可能造成的個體性被取消的問題，就是躲避於這個既排除個體性又擁抱個體性的曖昧模糊立場之中。

後現代理論對情境與脈絡的強調也帶來另一個問題，既然個案的新敘事與新認同是在治療室這個特殊的情境中建構出來的，而我們又不能將敘事和其所處的情境完全區分，那我們又要如何確保個案在離開治療室之後還能保有這個新敘事呢？這個問題在敘事治療中大致上得到還不錯的解決。在敘事治療中，除了治療室中治療師與個案的談話以外，為了使個案發展出來的新敘事得以繼續發展下去，治療師有時候也會寫參考信，讓個案寄給可以支持他繼續發展新敘事的人（White & Epston, 2001）。另一個方法則是以團體治療的方式，為個案的新故事徵召觀眾，好讓新故事得以持續發展下去。

（二）反系統 vs反實在

        除了後現代的破碎主體可能會對治療的個體化帶來阻礙之外，Held也對後現代中，反實在主義引進的必要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她認為若我們的目的是兼顧心理治療的個體性與系統性（特別是個體性），那麼反實在主義其實並非必要。他舉了White與Epston（2001）敘說治療的一個案例來說明：一位名叫Katherine的女性，十三歲時因為背部嚴重受傷，自此之後，長期飽受疼痛、殘障以及嚴重的焦慮和憂鬱所苦，而長年的疼痛也使她不願意與人接觸。在治療過程中，White詢問Katherine是否曾有過拒絕疼痛擺佈，努力與人接觸的經驗，而Katherine回想起一次和陌生人打招呼的經驗。於是在接下來治療中，White便協助Katherine和她母親釐清該次事件的意義，例如：當時Katherine是如何處理心中的焦慮，才沒有轉身背對那位陌生人？如果當時的她了解這一點的意義，那又反映了她有什麼樣的進步？而這樣的發現又能告訴她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並使她感謝自己？在敘事治療中，White透過歷史的檢視找到不同於主流故事的「獨特結果」，而這也為Katherine和她母親開啟新的轉捩點。根據事後報告，Katherine和她母親都過著更加滿意的生活。

        這無疑是一個成功的案例，然而，Held所想要質疑的是，這是一個反實在主義的認識論付諸實行的例子嗎？我們真的需要反實在主義的認識論來解釋治療的功效嗎？假設我們宣稱，個案原先的敘事和治療師共同建構的新敘事意指著某種超乎語言之外的真實，例如：Katherine在治療後半段報告的敘事意指著一種超乎語言之外的，更滿意的生活。這樣的說法不但不會破壞這個案例的治療功效，甚至還有可能受到治療師的歡迎。Held便認為，就是本著這個帶有實在主義影子的宣稱，敘說治療師才能宣稱他們的治療能夠產生「真實」效應，並為此收取費用。由以上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反實在主義的主張對於解釋敘事治療中的改變並非必要。

        除了以例子來說明反實在主義對於增加治療中的個體性並非必要之外，Held也將後現代理論中反系統與反實在的概念加以區分，並認為我們不應輕易地將獨特性/個人性和主觀性視為等同的。反系統意指的是消除心理治療中一般性法則的、系統化的傾向；反實在指的則是消除超乎語言之外的客觀真實。若我們所想要達到的是增加治療的個體化程度，那麼我們所想要努力的方向應該是以反系統為主，而非反實在。這是因為獨特個人性並不一定就等於是主觀性或反實在主義的；一般化（或非獨特性）的經驗或觀點，也不一定就等於是客觀性或實在主義。

此外，反系統化也可能不是增加個體性的好方法。雖然採用分類的系統似乎意味著我們必須將每個獨一無二的個體強制歸入某一類別中，並使其喪失部份的個體性（例如：將同一類別中的個體視為在某一個向度上是類似的），然而，全然拋棄分類更有可能使我們無法掌握個體跟個體之間的差異。在此我將以Keppel & Wickens（2004）對One-way ANOVA的General Linear Model（GLM）的描述為例，說明為何不分類反而是對個體性的某種犧牲。在進行One-way ANOVA的統計檢定時，我們實際上是在比較兩個統計模型對於資料中個別差異的解釋力差異，而其個別的解釋力將會以扣除模型可解釋的部分之後剩下的誤差的平方的加總（sum of squares）來表示，這個平方的加總越大，代表模型所能解釋的部分越多。而在One-way ANOVA的GLM中，我們所比較的是以下兩個模型的解釋力：（reduced model）以及（full model）。前者代表每個資料是由一個總平均數加上各自的誤差構成，沒有將各個資料分組，我們將其稱為reduced model；後者則是依據一個變項將資料分成j組，而每個資料是由總平均數加上該組的特殊效果再加上各自的誤差構成，我們稱其為full model。當我們在計算這兩種模型的解釋力時，我們會發現，reduced model實際上是將每個資料都視為相同的數值，其不同於總平均數的部分皆被歸類至誤差中，而full model則會依據不同的分組，將每組的資料視為不同的數值。而敘事治療作為一種心理治療系統，儘管它乍看之下展現了反系統的意圖，然而實際上它從來沒有完全拋棄系統，而是以一個十分具有一般性的說法套用在所有個案身上——也就是假設「人是因為自己或他人用來說自己經驗故事的敘述不足以代表他的生活經驗，在這種情形下，自己生活經驗的重要部分和主流敘事互相矛盾，才會感受到問題，因而尋求治療。」（White & Epston, 2001）。在我看來，這無異於採用一個極度簡陋的reduced model來捕捉個體之間的差異，當我們避免將個體強制歸入類別的同時，也同時將個體之間的相似與差異之處全部丟入一個籠統的「個體性」之中。在我看來，這實在不是一個「增加心理治療的個體性」的好方法。

 後現代心理治療的目標二：對現代主義的反抗

（一）無法擺脫的實在主義幽靈

後現代心理治療能夠作為對現代主義的反抗嗎？從種種跡象看來，後現代心理治療一方面打著反實在主義的旗幟，另一方面又卻又擺脫不了實在主義的幽靈。

我認為後現代心理治療運動遭遇矛盾的其中一個原因來自反實在主義的主張所導致的悖論，也就是當我們欲表達「不存在單一客觀實在」此一觀點時，會發現，若真的不存在單一客觀實在，那麼這個「不存在單一客觀實在」也只是一個說法而已，它並不比「存在有單一客觀實在」此一說法更正確。這使得反實在主義的主張永遠站在一個不穩固的立場。然而，若治療師陷在悖論中，就不用治療了。因此，在敘事治療中，儘管其宣稱是反實在主義，提倡多元、個人化的故事，但在問題解決的方法上，卻使用了一般性的、預先決定的說法套到所有個案上——治療師必須幫助個案來共同建構一個新的敘事，而這個關於生命經驗的新敘事將能夠為新的生命經驗鋪路。

另外一個搖擺於實在主義與反實在主義的例子就藏在上一段的最後一句話裡「關於生命經驗的新敘事將能夠為新的生命經驗鋪路」這句話其實就暗示著存在有語言、敘事之外的真實。而這種實在主義的幽靈在後現代心理治療文獻中出現的還不少：「某一詮釋會不會被個案採納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這詮釋是否能帶來好的結果——使個案能正常生活，而且覺得很快樂」（Frank, 1987）。既然詮釋可能帶來正常的生活，也可能不會，那麼就代表存在有落於詮釋之外的「生活」；「故事不僅是故事而已。......它本身也是具有達意效力（illocutionary effects）的表演。故事能創造、維持或改造社會關係的大千世界。」（McNamee & Gergen, 1992）在這個敘述中，既然故事可以改造世界，便代表故事並不直接等於世界，而是存在可以被故事所改變的「真實」。

這個無法擺脫的實在主義的幽靈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嗎？事實上，在這點上，我和Held（2002）的看法有所分歧。Held認為後現代敘事治療運動不斷搖擺於實在主義與反實在主義之間，這樣模稜兩可的認識論使得這個運動的理論架構在一致性上大大減弱了，因此她提倡後現代敘事治療運動應該採納一種「溫和的實在主義」。然而，我所想質疑的是：(1)敘事治療運動在實在主義或反實在主義此一面向達成一致是否真的很重要？正如Held引用的Katherine此一案例，我們不管以實在主義的角度或是反實在主義的角度去解釋這個例子，都不太影響這個案例的治療手法操作以及對治療功效的解釋。那麼，對於敘事治療到底要採納實在主義還是反實在主義這件事，我們是否可以有所謂地域性的真理？；(2)為了批評後現代敘事治療運動，Held將後現代理論簡化為反實在主義。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述，「後現代」一詞所意旨的並非單一、整合的理論，而是各種理論的叢集。然而，Held的簡化使得後現代思潮中不那麼反實在的一些說法被忽略，甚至是否定了。這使得Held的批判一開始就是建立在一個不穩固或是侷限的基礎之上。

然而，這並不代表我不同意Held的提議，事實上，我也認為敘事治療可以採取一個溫和的實在主義。但這並不是為了達成某種不知道有何用處的一致性，而是為了使創傷有機會在後現代的治療中被處理。

在精神分析理論中，缺乏語文性是創傷經驗的核心（as cited in Kolk, 2017）。而創傷經常以行為的重複強制被表現出來，這是因為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創傷創造出了某個代表創傷的意符單元，而該意符被抑制，使得現實中的行為循環被用以取代意符的循環，例如佛洛伊德便發現在分析過程中，分析者的回憶往往停在某個界線便再也想不起來，而對於這些無法被回憶起的事物，分析者並非毫無記憶，而是將其行動出來。正因為無法理解的創傷來自於事件發生的那一刻，主體將「知道的能力」讓渡了出去，因此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分析師必須佔據著大他者位置，使其得以接收主體所讓渡出來的「知道的能力」，而無語的創傷則透過分析師所佔據的位置而得以馳騁於分析師的語音之中（沈志中，2019）。除了精神分析理論之外，也有人認為創傷記憶存在於身體之內，他們將創傷倖存者跟控制組送入腦造影儀器中，並觀察他們的前額葉皮質在虛擬人物直接注視他們時產生的反應。結果發現，正常情況下，前額葉皮質會活化，使我們得以評估這個迎面而來的人。然而，創傷後壓力症的患者卻沒有活化額葉的任何部分，而是在「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這個腦區產生最激烈的反應，這個區域的活化會導致驚嚇、過度警覺和其他自我保護的行為（as cited in Kolk）。不論是精神分析理論還是神經心理學的研究都顯示創傷「落於語言之外」。然而，敘事則是以語言來建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是不可能同時堅守著反實在主義，認為不存在任何語言建構之外的實在，又同時認為敘事治療可以治療創傷。而接納一個溫和的實在主義的重點從來就不是理論一致性的問題，而是要避免治療師太堅定地認為「個案即文本」，而減低或忽略了語言之外真實的重要性，不論這個真實所指的精神分析中的真實、身體的記憶，還是任何可能存在語言之外的事物。

（二）心理治療師能夠不當「專家」嗎？

        最後，我想表達，針對後現代心理治療是否能夠成為對現代主義的反動，並推翻「治療師作為專家」此一概念，我其實抱持著悲觀的態度。這是因為「心理治療」本身就不是一個空白中立的的詞彙。而執行後現代心理治療的「治療師」也不是沒有任何脈絡、背景的空白人。這點從Held（2002）建立的心理治療系統的架構中便可見一般，Held認為完備的心理治療系統應該具備問題成因的預測理論（A）、問題解決的預測理論（B）以及個案/問題的類別（C）三個部分，而所有的心理治療系統，不論其多麽地反系統，都要有問題解決理論這個部分，也就是說心理治療應該要提供問題的解方，否則就不能算是心理治療了（前面很多敘述也包含類似的說法，例如：敘說治療師必須和真實扯上關係才有辦法收取費用；治療師陷入悖論就不用治療了等等）。然而，我想問的是：「為什麼？」為什麼心理治療就應該提供問題的解方？有沒有可能，心理治療並非解決精神困擾的解方，而是心理治療「製造」、「建構」了我們所謂的精神困擾？我認為，試圖解構心理治療本身的問題應當有機會被提出，才是後現代精神的發揮。然而，在我看來，後現代心理治療雖然把後現代放在心理治療前面，但卻更在乎它是一種「心理治療」，而忘了問「什麼是心理治療？」，這使得後現代心理治療從未真正後現代（雖然這個說法實在很不後現代，或許我應該說，這個「真正」是我主觀的想法中的「真正」，而非普遍的真理）。

除了心理治療本身的概念應該被質疑之外，「治療師是誰？」這個問題也同樣應該被提出。雖然有許多後現代心理治療的派別不願意將自己宣稱為「治療」（therapy），或者將進行治療的人稱為「治療師」（therapist），因為他們並不認同將心理困擾視為需要矯正的疾病或異常（White & Epston, 2001; Seikkula & Arnkil, 2016），然而僅僅拿掉「治療」的標籤並無法真正擺脫過往現代主義中「治療師作為專家」的模式。這是因為後現代心理治療並非存在真空的理論世界中，執行後現代治療的也不是路上隨便一個對心理治療有興趣的人，而是我們所謂的「治療師」。而在我國，這群治療師（我國稱為「心理師」）必須經過競爭激烈的入學考試以得到進入相關研究所的資格，接著花3到4年（有些人甚至更久）修完課程、完成1500小時不支薪還可能要負督導費的實習、寫完論文，最後再通過國家考試，才取得做心理治療的資格。我們要怎麼說服這群人不要當「專家」？讓他們在這個一路排除他人的體制中學習一套「個案是自己人生專家」的理論？我並不這麼這有可能做得到。此外，「心理治療師能不能不當專家」這個疑問也帶出另一個疑問：心理治療師不當專家的話，可以當什麼？不再是專家的心理治療師，你願意付錢給他做「治療」嗎？顯然，當我們企圖推翻「治療者作為專家」此一概念時，就不得不考慮到整個心理治療專業的建構與現行的體制。

        有趣的是，針對「治療師是誰」這個問題，被大部分人認為既傳統又古板的精神分析學派曾經做過十分大膽的嘗試。例如拉岡便認為精神分析師之所以成為精神分析師，並不是因為來自專業的機構、系統性的教學和認證制度，而是從自身作為精神分析行動中的分析者的經驗而來到這個位置。不過拉岡這樣大膽的想法後來得到慘痛的結果，最後甚至使他失去法國精神分析協會的督導師資格。

        我認為，當我們開始質疑「何謂心理治療？」、「什麼樣的人才能成為心理治療師？」時，才開始進入了後現代的場域。然而，我們卻無法確保這樣的疑問走到極端之時，是否會完全取消心理治療與治療師的存在。這使得「後現代心理治療」一詞顯得有股矛盾修飾（oxymoron）的味道。幸運的是，這樣的極端狀況並未發生，使得現在的我還有機會以「後現代心理治療」為題目長篇大論一番，而市面上也到處可見各種自稱為「後現代」的心理治療師。不幸的是，當我們因為恐懼追趕在後的真理獵狗而停止追尋時，似乎也就此遺失了有關後現代的真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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