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或多或少體驗過一種「不假思索」。半夢半醒中上廁所、盥洗、甚至沖一杯咖啡,出門前隨手拿了手機、鑰匙、錢包、口罩,但一點也不記得自己有拿,下了樓才確認。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認為,這種熟習的日常應對,可以用來說明在我們的行為之中,有一層概念還沒有介入的基本背景,那是我們最基本的存活領域。
在那個領域裡面,尚不存在主體與客體的區分、也沒有一個理性主義式的「思想我」在監控。德雷福斯相信,根據海德格等「存在主義現象學家」,唯有當行動出現問題時,那一思想我才需要介入,才會有一連串的概念、理性、與主客對立。
這種想法乍聽之下有其道理,因為他嘗試以這種特殊的存在主義方式解釋我們一部分的日常經驗。而這樣的想法也在運動界與表演藝術界有長久的傳統。就像大編舞家George Balanchine會告訴舞者們:「不要思考,做就對了」。當一名運動員表現不佳時,播報員與運動記者也時常用「過度思考」(overthinking)去解釋球員遭遇到的困境。
運動報導者們(而非醫學專家)更發明了「史提夫布拉斯症」、「易普症」或統稱「投球失憶症」的術語,試圖去將球員難以解釋的表現降低歸因於過度關注自身動作。德雷福斯的主張中同樣提過類似的現象,他認為當我們試圖在做某件事時監控自己正在做什麼,我們的表現會比不監控時來得更差。
然而,這個想法中卻存在著一種明顯的不協調。他無法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有一些情況,沒有一個「主體我」在監控,那「我」要如何知道哪些情況需要開始去監控?如何知道何時需要讓這一主體我重新出現呢?且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在當下如德雷福斯或部分藝術與運動評論者的說法那樣「沒有思考」,我們又怎麼能在事後回想起當時自我的狀態呢?
*
當我們換上一雙不熟悉的新鞋時,我們會比平時對自己的走路更有意識。當我們為了冥想、瑜珈或其他理由開始注意自己的呼吸,或為了更好地遊玩《Pokemon Sleep》而關注自己的睡眠狀態時,我們確實感受到了注意與不注意的差異。這些差異一定程度地說明了德雷福斯注意到的現象是存在著的,卻同時也清晰地展示了那種類型解釋的偏頗之處。
當我們坐在沙發上時,我們通常並未感受到自己正在出力,而覺得自己已經足夠放鬆。但當你回想起自己曾經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中並癱坐在沙發上時,你便能清楚地分辨出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你的意識是如此地清醒與矜持,以至於連在沙發上都動用了如此多的肌肉來支撐。若你擁有全身癱軟或昏厥之剎那的經驗,這一差異又更加明顯。
另一方面,當我們從室內走出時,街上汽機車廢氣的氣味撲鼻而來。此時如果我們立即回到室內,那一被激發起的嗅覺讓我們聞到這一室內獨有的氣味。也許是木製家具的氣味、也許是潮濕的霉味、也許是一種你沒辦法形容的、混和著洗衣精和微酸汗味的、令人不太喜歡的「別人的味道」。這讓我們意識到我們之前並非沒有聞到這些味道,而是在知覺受器與認知的共同作用下,屏蔽了那成為「白噪音」的基本背景氣味。
我們對這一基本背景氣味的認識,給予我們改變環境時的那一清晰的嗅覺,也給予我們回到此空間時的那劇烈的「原來這裡是這個味道」的感覺。就像那突如其來的雷聲之所以令人驚嚇,是因為在那之前,存在著我們一直聆聽著的、彷彿永恆的寧靜。
*
在德雷福斯勾勒的圖景裡面,當我們進行我們熟習的日常活動或專技活動時,我們彷彿回到了那無人看管的自然背景、那能最好地展現我們本來性格、發揮我們最大力量的"Zone"之中。一但我們遭遇不順利或過度思考它,那主動的、概念性的意識就會將我們拖出這一狀態,回到費力與忙碌的紛亂勞苦裡面。
然而,很可能我們的一切行為與思考,從來就不存在這樣的截然二分。在那些我們更加熟悉的情況裡,我們的注意力與意識可以稍微放鬆,可以去分心在其他事情上,或者將多出來的注意力投注於追求進步、去思考如何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同時,作為行為者的我們,固然不需要總是顯題地意識著「我正在走路」、「我正在投球」、「我正在打字」,但當我們把意識集中在眼前的道路、三公尺高的籃框、一個特定的思想主題時,我們正落實著自己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之明白意識。
或者說,恰恰是這樣的,將注意力投注在舞台上而非戲院座椅的方式,才是最佳的對於行動的意識。當我們回想起觀看一齣舞台劇的回憶時,表演者的行動是我們記憶中最核心的圖像。同時,這些圖像也向我們清晰地揭示了我們當時的觀看視角所處的座椅位置。我們便如此地清晰記得自己在行使熟練技能時那些「既專注又不假思索」的行為狀態。我們能夠在事後,如同曾經抽離地監控著做為行動者的自我般清晰地回憶出來,並補充地詮釋出當時的行動理由,恰恰是因為,在那些當下,我們曾完全地投入於其中。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