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大家聊聊這個議題之前,想先跟大家澄清一些名詞上的移動。過去大多都會稱受到傷害的人稱為「受害者」,但這樣的語言有一部分其實是把人視作面對傷害時「被動接受傷害的人」。因此在本文中,我們皆會使用「倖存者」這個詞彙。這個詞彙會把人視作一個在傷害中,主動長出勇氣和能量,在那樣的創傷與災難中「存活」下來。這樣的詞彙也展現了生命的韌性。透過語言的移動與轉換,我們可以更將人們視做生命的開創者,掌控著自己生命的主導權。
受到侵害,是一個可怕的經歷,這樣的經歷對許多人來說,會造成不可磨滅的陰影與傷害。Monroe等(2005)研究便指出,超過6成的人會有憂鬱和焦慮的症狀,甚至會16%的人不斷處於惡夢當中。Finkelhor和Browne(1985)也發現到兒童時期遭受到性侵之後,容易會有創傷的性徵化經驗(traumatic sexualization);汙名化的個體( stigmatization ); 被 背 叛 的 經 驗 ( betrayal ); 無 助 感 的 自 我(powerlessness)等反應。
筆者自身的實務經驗中也經常看見,許多童年遭遇性侵的來訪者,即使事件已經過去了30多年,每當想起仍感覺到滿滿的憤怒與不安,唯有真正將這樣的憤怒朝向相對人宣洩而出,內心的憤恨也才有紓解一些,但那些傷口仍持續的侵蝕著這些經歷傷害的人們。在我們的社會當中,這些倖存者為什麼會沒有辦法真正向外的表達憤怒與悲傷呢?
「要不是你穿得這麼暴露,你怎麼會被侵害呢?」
「你這麼笨,你要怪誰啊?」
「這有什麼難過的?你也有爽到啊!」
「你已經不乾淨了,你還要對外宣揚?丟臉死了」
這些言論即使到了2024年的今天,也仍在各大社群平台充斥著,也是因為這樣的言論使得倖存者的悲傷無法真正被言說。悲傷剝奪(Disenfranchised grief)就是在說這樣的概念。Doka(1999)指出,當某些悲傷無法公開被言表、承認或者得到足夠的社會支持時,這時候當事者悲傷反應就被剝奪。明明倖存者遇到這樣的事情有絕對的權力可以表達各種的失落反應(憤怒、悲傷、無力、被背叛、痛苦、罪惡等等),但卻因為這樣環境中無法理解倖存者痛苦的群體,使得這些悲傷只能停留在倖存者的內心不斷發酵潰瘍。
在兒時發生的性創傷,也可能使得倖存者無法將其悲傷自然地表達出來。李玉嬋(2012)在書中便指出孩童時期,因為較無話語權,使得面臨到性迫害的時候,無法哭訴出來,逐漸在內心形成更嚴重的創傷,一輩子活在這樣的陰影之中。
然而,這些理解與困境,絕對不是一人一時一地造成的,而是許許多多的偏見與誤解層層堆疊所產生,以下將帶領大家從『正義世界觀』的觀點切入,一起來看看這群倖存者們究竟被什麼樣的觀點所困,又被什麼樣的偏誤所捆綁而無法自已。
正義世界觀或稱公平世界假說,是一種認知上的基本歸因謬誤,是由美國心理學家Melvin Lerner提出。人類在歸因事件時可能根據外在情境或是當事人的內在性格,而秉持正義世界觀的人會認為,世界是公平的,倖存者遇到某種不好的事情,一定是因為他「有錯」才會遇到這些「懲罰」,像是倖存者被侵害是因為他自己穿著不檢點或是深夜出入暗巷,不然怎麼會是他被侵害而不是其他人?這樣的歸因高估了當事人的個人因素,忽略了情境因素。
為什麼人們會選擇檢討倖存者?這種觀點會讓人們覺得「只要我穿著保守、不要喝醉,侵害就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尤其當倖存者與自身條件愈相近時,我們容易會陷入「會不會我也可能受到侵害」的恐懼,因此將事件歸因於對方的個人因素,比起歸因於隨機發生的情境因素,更能保護我們免於擔憂。
但也正因為這樣的正義世界觀,倖存者難以表達自己的困境,開口的代價可能是他人的不諒解、誤會或是咎責,避而不談的結果卻又是內心的封閉與疏離。
除了正義世界觀之外,我們的社會對於倖存者有著「完美倖存者」的劇本,假定倖存者一定是什麼樣子,像是必須是無辜弱勢的樣子,這把無形的尺度量出每個人的「資格」,也導致不符合完美倖存者印象的當事人,無法揭露自己的性侵經歷、被剝奪自白的權利,甚至陷入懷疑、自責的痛苦之中。
在這樣的困境中,我們能做的,或許不是完全阻止侵害的發生,但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能讓更多人理解倖存者所面臨的困境,不只是事件當下生理、心理上的痛楚,還有更多社會文化導致的「禁言」與剝奪,透過這樣的理解,讓更多聲音被聽見,讓倖存者的韌性與努力可以被看見。
李玉嬋(2012)。導引悲傷能量∼悲傷諮商助人者工作手冊。張老師文化。
Doka, K. J. (1999). Disenfranchised grief. Bereavement care, 18(3), 37-39.
Finkelhor, D., & Browne, A. (1985). The traumatic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conceptu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ic,
55, 530-541.Lerner, M. J., & Simmons, C. H. (1966). Ob
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 203–210. https://doi.org/10.1037/h0023562
Monroe, L. M., Kinney, L. M., Weist, M. D., Dafeamekpor, D. S., Dantzler, J., & Reynolds, M. W. (2005). The experience of sexual assault: Findings from a statewide victim needs assessmen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7), 767-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