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22|閱讀時間 ‧ 約 12 分鐘

思想與嚴復「思想救國」的歷史評價─深度政經分析（19）

（本文最近一次更新在2024/4/11）

作者：陳華夫

當第一次鴉片戰爭撬開了清末的國門，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有嚴復（1854－1921），他曾留學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回國後曾任北洋水師學堂（教務長），當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遭日本全滅後，嚴復大感悲痛，時常“夜起而大哭”，而開始以文章翻譯的思想救國之路，他的譯筆以信、達、雅稱著於當時，但嚴譯太過典雅，不易理解，在五四運動白話文普遍後，嚴譯無法流傳了。（見黃克武：清末嚴複譯語與日譯新名詞之爭）

嚴復的思想以及一生思想救國行誼，比起李約瑟難題，更能深入的說明清末「思想救國」之迷思。例如，為何嚴復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學到的「船堅砲利」之思想與知識，所訓練出來的北洋水師被日本海軍重創，還沒沉沒的軍艦全體投降，半停於威海港遭日陸軍砲隊擊沉。以致嚴復自責的“夜起而大哭”？

李鴻章的政敵戶部尚書翁同龢不撥款購買新艦與砲彈，以「臨陣脫逃罪」處決了方伯謙（嚴復留英的同學），卻沒追究極為自責的嚴復。此後嚴復寫了數篇論文闡述了西方富強的秘訣，這些論文可說是他先後翻譯的《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西方名著的總序言。

史華慈如此寫：「〔嚴復〕基本論點被尖銳地宣告。西方強大的根源—東西方差異的根源—不僅在於武器和技術，不僅在於經濟甚至政治組織，或者任何制度安排。最終根源是對現實的完全不同的看法，凸顯在思想和價值的領域中。“思想”主導人類歷史的作用被大為彰顯。」《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中譯：追求富與強：嚴復與西方）史華慈（1964），第43頁）

嚴搏非說：「"五四"之前在譯介西方科學思想的活動中影響最大、"最具媒介力"的人物是嚴復，雖然他的活動集中於1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的最初十年。但其影響卻波及了中國幾代知識份子對待西方科學或西學的基本態度。他的翻譯工作的重大影響之一是使這個時期及以後若干年代的中國思想家們以價值系統的方式來接受近代科學，到"五四"一代隨著社會危機加劇和救亡情緒更為激烈，這種情形的發展則更有甚之。自嚴復開始的這種由價值參與的介紹方式，雖然也開闢了中國此後向西方尋找理論的翻譯傳統，但也啟始了晚清以後，中國知識份子對近代科學作為一項文化價值和文化權威的教義式接受。」（〈論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科學主義思潮〉在（《現代中國思想史論下》許紀霖編選））

嚴複認為「小說表現了共同人性」，現在被認為是錯的，葉朗說：「嚴複、夏曾佑所寫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1897年)，是一篇很長的小說論文．．．．小說為什麼能這麼普及?他們的回答是:由於小說表現了共同人性．．．．嚴複、夏曾佑對於小說特性的這種人性論分析，在今天看來，錯誤是很明顯的。因為他們對於共同人性的論證，本質上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論證。他們所謂人類的"公性情"，實際上是一空洞的、絕對的抽象物.這種脫離具體社會關係的空洞的抽象，不能說明人類社會生活的任何問題。」（《中國小說美學》葉朗（1982），頁259-260）

嚴復認為東西方思想根本不同之處，及基本不同的歷史觀（歷史哲學）是在：「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見〈論世變之亟〉嚴復）

嚴復的「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來自他的心靈導師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 ），此人不僅是《群學肄言》的作者，還寫了《生物學原理》（1864），並在書中創造了“適者生存”這個詞，而強烈暗示自然選擇，還提出了一個包羅萬象的進化論概念。赫伯特·斯賓塞的思想屬於19世紀頌揚思考是理性的啟蒙運動年代思潮，卻受到20世紀後現代主義的衝擊而崩塌了。例如：J.S.麥克萊蘭說：「演講和寫作仍然必須為了某事，但“為了某事”不再被視為說真話，而只是調整手段以達到目的，則思考不再是理性的。並且，若理解的頭腦不再是一本打開的書，啟蒙運動和實證主義的夢想就結束了。」（見《西方政治思想史》J.S.麥克萊蘭（1996），第762頁）

於是，嚴復顯然沒有料到西方進化論夢想的幻滅，但他的「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之歷史觀，顯然以東方哲學的影子藏在西方的思想裡。J.S.麥克萊蘭說：「不同的知識主張只是權力的意志恰好採取的歷史形式。因此，所有“歷史哲學”都是騙局。世界並沒有朝著任何特定的方向發展。也許東方哲學的「永恆再現」（eternal recurrence）是正確的，我們被困在「無盡循環的存在」（the endless round of existence）中。但生活終究還是會很有趣的，所以又循環（round）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第765頁）

嚴復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康有為盛讚他是“精通西學第一人”，梁啟超也誇他是“於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嚴復1912年曾任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但卻參與籌安會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1916年袁世凱死後，避禍於天津。並於1919年批評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不識時務的支持學生運動的五四運動。

總結的說，嚴復本來被尊為「思想救國」的啟蒙運動大師，到了晚年卻被形容為煙癮未解、迷信占卜、思想保守、惟適之安的遜清遺老。歷史將如何評價他呢？（見拙文思想與歷史人物的評價之真相─深度政經分析（18））

蕭公權評論嚴復：「光緒三十一年，嚴氏應上海青年會之請作演講八次，旋刊行其稿為《政治講義》，其中雖多襲取西說，顯有剏解，然不失為中國人自著政治學概論之首先一部。民元以後，嚴氏思想轉入於守舊，袁氏謀叛，且列名「籌安會」中，則已淪為時代的落伍者、事殊可惜而不必深論矣。」《中國政治思想史（三版）（下）》蕭公權（2022），聯經，第231頁）

李澤厚評論嚴復：「嚴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不是什麼”法家”，也不在於代表了資產改良派，而在於他是中國資產階級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他之所以被毛看重，與毛自身個人親身經歷和感受有關，但嚴復也確乎表現和代表了近代中國向西方資本主義尋找真理所走到的嶄新階級，他帶給中國人以一種新的世界觀，起了空前的廣泛影響和長遠作用，這種啟蒙作用影響和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時期和對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對後幾代的年輕的愛國者和革命家。」（見《中國思想史論》李澤厚（1999），第595頁）

孫隆基論說嚴復：「在新文化運動的前夜，亦即1914年，嚴復與章士釗曾圍繞著盧梭的《民約論》進行論戰。嚴復是應了梁啟超之約，在《庸言》上為文否定盧梭，基本上配合梁氏對法國式“暴民政治”的攻擊。（見《《歷史學家的經線（更新版）》（美）孫隆基、中信，（2015），第72頁）

史華慈評論嚴復：「周振甫（筆者按：《嚴復思想述評》的作者）聲稱嚴復是從I895年的“全盤西化” 逐漸穩定的倒退為年老的“反動傳統主義者”。但我認為嚴復卻一直關注思想的實質內在之連貫性。他在《法意》的評論、《老子》的邊旁注釋、及 1895 年的論文中都明顯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基本決裂（a fundamental break with traditional values）。」（《West》，第212頁）

史華慈在其書中結尾說：「嚴復或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關心國家政權問題，很難有定論。中國確實深受屈辱，沒有國家權力，任何社會都無法在現代世界中生存。然而，事實仍然是，當價值觀被判斷為獲得權力的手段時，這些價值觀很可能變得不穩定、脆弱和畸形。在捲入這些問題時，嚴復和中國已經進入了我們都漂浮在其中的現代世界的未知海洋。無限追求財富和權力的浮士德宗教與實現社會政治價值—甚至更基本的人類價值—之間的關係問題對我們和他們來說仍然是一個問題。」（《West》，第2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