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跟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是歐美列強的人們伴隨著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向外擴張成帝國主義與全球殖民時,在心中自我合理化、自我道德化的產物一樣。
又像是狄奧多西(Theodosius I,379年-395年在位)將基督教國教化後,誰持有Imperator(拉丁文,原為統帥之意,音譯為英白拉多,俗譯為羅馬皇帝)的政統頭銜跟Pontifex Maximus(拉丁文,意指祭司團中的最高祭司,自首任羅馬皇帝屋大維起開始兼由Imperator領有,後歸羅馬主教/教宗獨有,直到今日)的持有者認可後,即可奉天主與文明開化者之名向所有非文明或非正信之領土、國家、團體發起合理侵攻一樣。這個狀況要逐漸經過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拿破崙戰爭期間神羅皇帝自主放棄宣稱,乃至於墨索里尼把教宗國正式鎖入梵諦岡,逼天主教會不得不在國族主義的浪潮下世俗化才勉強告一段落。
在這些時代裡,政治、經濟、族裔、宗教與制度上具有優勢的族群是極為欠缺自省能力,而且會非常積極地找藉口,去進一步迫害更多劣勢者,以合理化自己攫取各種紅利與特權的行為。
基督宗教反猶、反閃米族人、反羅姆人等異種、異端乃至於異教者少說也有十五個世紀以上,但出了一個納粹和希特勒之後,大家把罪推到一個人與一個代名詞的瘋狂下,再漠視文化脈絡把猶太人們送回巴勒斯坦託管地建國,就當作罪已經贖了;就像是基督教的概念一樣:人人有原罪,但沒關係,人子耶穌已為我們而死,所以我們只要受洗、懺悔,就可以用他的寶血洗淨罪孽。再犯罪,再去向神父告解、懺悔就行。更後來,教宗國缺錢用的時候還推出了更方便的服務:贖罪券和贖罪券2.0:一開始只能贖自己已經犯的罪,後來能贖未來要犯的罪,再後來還能連祖宗十八代的罪都一起贖了。有錢真好。
而中東刀兵又起,難民湧進歐洲時,歐洲的白種人們就一副「我們沒有欠中東任何東西,憑什麼我們要承擔接納難民所帶來的風險、治安問題、文化衝突與人口結構改變?」的樣子。但從19、20世紀起,把民族主義送進中東、割裂中東,就是你們白種人啊!但人們善於遺忘,尤其是善於遺忘自己的過錯,於是,各種極端的右翼浪潮、新納粹者也復甦了。
普丁為什麼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他的理由之一是「烏克蘭人大搞納粹,迫害烏克蘭境內的俄裔烏克蘭人。」但問題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就是出身烏克蘭的猶太人啊......
但這就是現在世界廣泛在醞釀、發酵的「Illiberalism(筆者暫譯為反自由主義)」:反對所有政治正確、討厭SJW(Social Justice Warrior,可譯為正義魔人、社會正義戰士,含貶義)的一切所作所為、討厭女權進而討厭女性主義、比起價值更在乎產值、比起正義更在乎公平:當然,自己理所當然要比別人更公平。
從國外看回國內(紅利篇)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東亞,不,我們先探討我們自己就好。
就筆者所知,台灣人至少領過四波紅利:
二戰後重建紅利(1949~1960) 冷戰對峙的美援紅利(1960~1980) 中國改革開放的台商西進紅利(1987~2010年代早期) 網路泡沫化後之紅利(2001~2010年代早期)
好險我們大致上是由不同的人領走這四批紅利,不然我們就會跟大韓民國很像,由三星、現代等十大財團主宰了名目GDP的五成以上。然而,我們如果去細究哪些人領走這些紅利的話,就會凸顯兩位候選人的歧視性政見搭上反自由主義的浪潮後,為什麼輿論上有不少人都傾向於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第一批紅利,是被地方鄉紳與派系拿走的。
根據台大經濟系吳聰敏教授所做的研究〈臺灣戰後的惡性通貨膨脹(1945-1950)〉指出,實際上國民政府遷台所帶來的黃金很快就花完了,反而是為了支應國共內戰,台灣的物資與貨幣儲備被大量運到前線,卻又被怯戰不前、首鼠兩端的國軍將領所囤積,才會造成必須「四萬換一元」的惡性通膨。國軍將領代表其中知名人物就是主掌過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陳儀(後因準備降共被識破,而特地被押送回台北馬場町處決,正是二二八事件與後續白色恐怖時期中大量受難者的處決地)
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回覆對於國民政府的支援,但根據台大歷史系陳翠蓮教授的研究指出,美國人很快就發現直接給錢不行,會變成國民黨高官在巴西、美國的房地產。因此,美方設置了多項的因應措施,例如:直接撥款給地方仕紳,讓他們去造橋鋪路,搞基礎建設、不給資金而直接給物資(如:麵粉、武器等)。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財團就是建設公司、大地主和銀行三位一體,也是早期眷村有這麼多美援麵粉袋做成的褲子、抹布的原因。
第二批紅利是給理工科人才、國營企業和留美歸國的科技業拿走的。
隨著冷戰的對峙加劇,台灣的基礎建設也越來越好,國民政府一來是策劃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與出口導向的輕工業輔導政策;但美國在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唯一因醜聞辭職的總統)與其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於任內成功打出中國牌,先是於1972年前往北京會見毛澤東,季辛吉後來更是策劃了一系列聯中(共)制蘇的策略。這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
沒什麼。中華民國因為「漢賊不兩立」於1971年自行退出聯合國,在十年之內與美、英、法、日等數十個盟國雪崩式斷交,國際生存空間銳減。還好,中東世界因為美國屢屢介入以阿戰爭,打到泛阿拉伯聯盟感覺人生好難。如果真主的旨意是不能用武力戰勝他們,那麼,我們不賣石油總可以吧!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機(始於1973年)。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人可以不要打仗,但不能不吃飯。沒有賣油,怎麼吃飯?還好,沙烏地阿拉伯為主的販油國發現,有一個不在聯合國內,但又可以當白手套把石油賣給需要大量石油的西方盟國(含日本)的好邦交國存在,中華民國。十大建設(1973~1979年間)就是這麼歪打正著(時任財政部長李國鼎語),原先是想說以工代賑來度過難關,結果意外變成石油的最佳轉口國。同樣地,1979伊朗革命後,親美的巴列維王朝被推翻,逐步變成今日的反美大將軍,前一年則是在美國卡特總統的斡旋下,埃及與以色列簽訂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將20世紀的以阿戰爭暫時劃下句點。不過,武比不行,但不賣油可以啊,反正阿拉伯國家已經知道操作模式了:抬高油價,給中華民國賺一手,被轉手漲價兩波的西方盟國和以色列也算花錢買教訓了,大家各得其所,真好。
也是在這個國營企業發大財的情況下,新竹科學園區才蓋得起來、1974年時任經濟部長的孫運璿才有辦法開始佈局半導體產業和能與之配合一系列產業線,乃至於1986年請回張忠謀先生創辦今日的台灣護國神山: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簡稱台積電,TSMC)
第三批紅利,想當然耳,是由台商和台幹拿走的。
鄧小平主持改革、開放之後,上海幫出身的江澤民、團派出身的胡錦濤陸續掌政,都延續了鄧對外資的溫和路線,語言相通、技術又因為氣候、土壤、勞動條件都類似而容易移植過去的輕工業與養殖漁業台商就成為第一批前進中國而大賺人民幣的人。
當冷戰落幕、西方資金也不再裹足不前時,相對資本額小的台商們相對起來就沒有這麼具備競爭力,反而是說著一口流利英文又具備歐美留學背景的台籍幹部成為了外商在中國設子公司時,或是中國扶持本地企業時的優先選擇。
先總統李登輝先生有沒有說過「戒急用忍」?有!台商、台幹們有沒有聽進去?當然沒有:以前「台灣錢淹腳目」的時候要聽總統的;現在要賺人民幣時得聽總書記的!
這份紅利,最多領到2010年代早期就沒了。倒不是因為反服貿、太陽花等原因,那是結果。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是出在中國的策略上:改革開放、經右政左的核心理念就是「借樹開花」之計:中國人沒有資金、技術和人才,可以跟台灣人、西方人要;等到花開果熟,台灣人、西方人就可以走了,我們已經有本土的菁英、資金與技術了。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不就是中國老祖宗的智慧嗎?而撤不走的台商、台幹與外商,吃了悶虧,就把這個過程叫做「養、套、殺」。
至於第四批紅利是電腦公司、遊戲代理商與其從業人員領走的。
網際網路科技在1990年代末期發展到了Web2.0 的時代,其特徵就是網路搜尋引擎、入口網站大量出現,讓原先分散在各地,需要知道起點 與終點 才能點對點 的傳輸,變成使用者經過一個入口網站或搜尋引擎集中化 所有使用者可能想要檢索的內容,再通往實際具有內容的網站、網頁和部落格。
在這項技術出現之前,沒有多少人真的有心力去架設和維持自己的網站、伺服器等軟硬體設備,上網要進行溝通也需要太多的前置工作,更不用說搜尋了。但是,Web2.0的出現讓網路變成一種前所未見、極高效率的搜尋與散播資訊方式。因此,大量的搜尋引擎與入口網站在2000、2001年間蜂擁出現,又再劇烈地競爭中淘汰到剩下幾家網路巨擘,例如:Amazon、Google、Yahoo。
泡沫化聽起來是壞事,對。對投資人當然是壞事,但從經濟學家如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或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角度來看,這應屬於正常景氣循環的衰退期(Recession)。也只有透過正常的景氣衰退,將資金與勞力釋出、降低通膨,讓成功的企業可以對於低效率的企業進行整併、收購與再擴大規模後,景氣才會再度繁榮、企業將會更加壯大。這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這關台灣什麼事?有,而且很大。
台灣那些沒有進入建設公司、沒有西進、沒有進竹科的電資人才在這裡發了大財,先有了1990年代國產單機電腦遊戲(PC Game)的大成功當作前沿,現在跨國網路公司以及跨國網路遊戲公司來臨時,這批人就成為提供技術、代理遊戲的新貴。那個時代的回憶除了遊戲橘子所代理的楓之谷、大宇資訊所代理的大航海時代Online之外,也有大宇自行開發的仙劍奇俠傳系列IP(含PC Game、Online Game、影視改編與周邊商品等),當然也不能忘記紅極一時的MSN、Yahoo!奇摩即時通和無名小站。
領了這四批紅利的人們,加上長期受到國民政府政策福利照顧的軍、公、教人員,他們的成功與價值觀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視為進可發財致富、退可安身立命的管道。
結合前面所述的大學考選制度與其核心概念,筆者才總跟人家說,台大不過是台灣最大的一間公辦學店,而且特別像是《圍城》裡面說的:「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衝進來。」
可想出去的原因多半是兩個:一個是覺得裡面的人多是俗不可耐、蠅營狗苟之輩;一個則是覺得自己才德兼備,該趕快出去賺大錢、攬大權、買房買車、五子登科。
但究竟是誰覺得誰俗不可耐?又是誰覺得自己才德兼備?這個只能說就筆者觀察,不分科系、年級、性別都有,大概就像是曹丕所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吧!
從國外看回國內(沒紅利篇) 回頭來看,沒有紅利的我們到底在跟什麼風?為什麼反自由主義的浪潮對我們當今社會風氣來說,是這麼符合如:巴哈姆特場外版、霸社、PTT八卦版等地的輿情與感受呢?
這些日子來,筆者一直在看著許多人在台大交流版的發言,甚至是在臉書個版的無奈、憤怒、自我檢討與追悔。容筆者先引用台大歷史系王遠義教授多年前在課堂上說過的話解釋:「有一批人是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學識與出身,才換來了世界的進步,那些人就是所謂的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不是那麼好當,更不是那麼容易訓練出來的,尤其是在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不只是台灣,而是整個支應著全球工商產業鏈的學術界都是:如果我們在其中脫穎而出,我們將是知識、學術與服務的勞動者、規訓與培訓者,更會是既得利益者。
但我們絕大多數人生產的學術論文與期刊,都是為了讓偶爾誕生的天才可以盡量節省時間就做出卓越成果;我們絕大多數人奉獻於業界,只是反覆提供服務、規訓下一代人,並且想辦法求個溫飽且不被取代。
有些時期,特定地區、特定階層、特定產業的人可以攫取到大量的紅利與資源,例如上述台灣的四個紅利時期與產業。
這期間驟得鉅富的人,他們與視他們為模範的下一代會認為那是國際政經結構與時勢使他們成功,還是他們應了「昭昭天命」、「為了神靈的榮耀而追求事功」、「天道酬勤」或「我的收穫源自於我的英明、果敢與努力」呢?
而沒有紅利,卻又看到少數背叛階級的知識份子所做出的改革政策、彌補政策(姑且不論那些設計的良窳,那還有待第五部分談),這些人認為自己是被剝奪了生存空間、被施以暴政,進而聲張「要打出漢人在台大的生存空間」、「爭取一個公平的環境」、「仇恨言論也是言論自由」、「統派言論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奇怪嗎?
有良心去背叛階級的改革者才奇怪啊!
明明景氣不好、明明紅利消失了、明明我們就業和就學的機會被同儕搶走了,為什麼同樣出身背景的你們不幫我們作主、不幫我們維護我們的權利?
就像是筆者一位尊敬的學長所說的:「事實上,他們的恩怨來自同儕,他們認識話語權被同儕奪去,他們認為現實之所以沒朝他們的理想推進,是我們這代人的內戰創造了貌似民粹保守,實則虛無主義的學弟妹。」
台灣的結構性問題在於分配不均,分配不均到了連平均文化資本高、平均家庭年收入所得高,平均設籍地多來自於都會區的台大生、醫科生,和台大醫科生。這些在體制內從小被許諾「好好讀書,長大可以賺大錢、買房、買車、五子登科」的既得利益者都產生相對剝奪感了。
這種相對剝奪感與對未來的無力感是很實在的:房價越來越高、投資理財的方式越來越繁雜、為什麼自己交不到女朋友、AI技術是不是要取代自己了、健保/勞保等社會福利快要破產了,結果學者出身的政客一個一個改革都還是壓不了房價、提不了薪資、改變不了未來。
孔子稱讚顏淵為賢,是因為他:「不遷怒。」顛倒來說,遷怒是最容易發洩怨氣的方法了。希特勒與納粹是這麼對猶太人、波蘭人、斯拉夫人、天主教徒和「非正常人」們做的,墨索里尼與他的法西斯黨徒是這樣對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希臘人、斯拉夫人、衣索比亞人們做的。現在,他們跟台灣這一代面對無力而憤怒的人們只差一步之遙:透過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權,然後開始把他們眼中分給那些「異類」的特權一一收回來。
資源有限,慾望無窮啊!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原則。
儘管更深刻去瞭解過後續各學派經濟學說與帝國主義擴張的歷程後,筆者相信更多人會領悟到,其實是:「因為慾望無窮,所以資源有限。」只是我們要不要承認而已。
關於這點,為免錯開焦點,若有讀者有意瞭解,筆者改日再撰文詳述。
有這麼嚴重嗎? 他們不過是孩子啊! 有!對於原住民族、性少數、身形不符合主流美觀者、非應屆或以特殊管道考入台大導致血統不純的學生們的歧視言論,是一件真實且強大的傷害。
這不是我們玻不玻璃心的問題!這是我們生活中真實會面對的惡意與痛苦。
以筆者自身為例,我不懂為什麼我一個低收入戶出身,血統混了閩、客、原住民、日本人,外婆是靠著嫁給我名義外公取得榮眷身份才能順利養大我媽和阿姨,從小我就一路被指指點點「結巴(先天語言障礙)」、「肥胖(因為內分泌問題)」、「字醜、耳聾(因為注意力不集中)」、「免役閃兵(因為先天所致的嚴重近視)」的文組畢業生,需要兩個出身高文化資本家庭、血統純正的漢人順性別異性戀男性,透過十六條反人類政見來教育、提醒我「原來我是弱勢啊」?
哇!
我從有記憶以來就在幫家裡工作,我沒有意識到我是弱勢;我學習語言都是先會閱讀、拼寫,才會聽跟說,包含母語在內,我沒有意識到我是弱勢;在嘈雜的環境我還需要透過讀唇和看肢體語言才能判斷對方在講什麼,我沒有意識到我是弱勢;小學看個勵志紀錄片,看到先天少了雙手的身心障礙人士可以用腳寫出飄逸的字體、畫出美麗的畫,我被小學老師順便點名「你看那個亞寧,好手好腳的,結果字寫的跟鬼畫符一樣」公開羞辱,我沒有意識到我是弱勢;我從小視力就模糊得亂七八糟因而免兵役,結果被其他男性嫌沒資格討論軍事、「沒有當兵就沒有擔當」,我會沒有意識到我是弱勢?
這麼說起來,我作為一個雜種、貧賤、沒產值、不配當男人的生理男性,還要感謝兩位候選人學弟來教育我、文明開化我啊!我應該跪安?還是高喊「Heil Hitler」?
不就還好,我至少還是一個順性別異性戀男性,頂多被指指點點說:「這麼胖、沒車、沒房,家裡沒礦,念了文組科系又不考公務員、不當老師,誰願意當你女朋友?」
不就還好我念書的時候,低收入戶是沒有希望就學計畫或類似方案的。同時,我的血統駁雜不堪,只差新住民就可以湊滿一部台灣史,我的體能也顯然不可能有國手程度,所以用不了任何額外名額,不然我不知道還要被說得多難聽。
那麼,其他人呢?從小就活在漢原通婚的雙重身份的人呢?從小到大因為長相甜美,所以被男性各種意淫、性騷擾的人呢?從小就覺得自己不太一樣,某一天才確定自己喜歡的不是異性的人呢?從小就因為先天因素,導致身形、舉止不符合社會期待,而被指指點點,如妥瑞氏症患者、如政見中所提的部分第二性徵不符其擅自設立標準者呢?
這些人的痛苦和絕望,不在同一代人的任何人之下啊!
改編一句火影忍者中佩恩發大招前說的台詞:
感受痛苦吧!考慮痛苦吧!接受痛苦吧!了解痛苦吧!不了解痛楚的人,是無法了解真正的和平的,我不會忘記自己的痛苦。從現在開始,讓世界感受痛苦。神羅天征!
我們非得要這樣弱弱相殘嗎?這是有教養、受教育、具備知識與能力的人所能想到的最佳解?還是來到大學考選機制的最高端了,說穿了,因為過去十二年的訓練沒有包含思考,所以現在不想也不願意思考?
複製既有的答案、按照標準流程做事、有權威出現時服從權威,這確實是我們訓練考生的方式。
但傷害就是傷害,十八歲從我國現行法律來看,已經擁有負責的能力,也具有部分的公民權利(全面擁有公民權利要滿20歲,權責不相符這是我國一個奇怪的現象,但不在今日的討論範圍內。),那麼從社會也好、法律也好,十八、十九歲不應該只是個孩子,應該要視為一個成年人來進行權責之探討。
3.言論自由作為一種權利,當負何種義務?
承續上文,凡擁有且欲行使其權利(Rights)者,必承擔相應之義務(Duty),此為現代公民社會的基本概念。中學公民課綱有指定要教導這一個部分,筆者很肯定。當然,考試結束後考生會不會記得、會不會履行,這點筆者完全沒把握。
言論自由的緣起 言論自由屬於諸多人權之中的第一代人權,傳統上政治學會將其概念追溯到啟蒙運動時期的洛克(John Locke)、伏爾泰(Voltaire),內涵除了「天賦人權」以外,當然也包含了實際上伏爾泰沒有說過,而是由他人模擬他的口吻去代言的那句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法文原文: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
然而,「天賦人權」其實是跟「君權神授」這個觀念抗衡而發展出來的一個思想。
在天主教會與君主專制相輔相成的法國,法國國王要做任何事情,不管是沒收他人財產、限制人身自由、執行死刑,以及限制與禁止他人的言論都是完全合理的:上帝將通往天國的鑰匙賜給羅馬教宗,同時也把治理國家、擁有國土上一切臣民與財產的權柄賜給王者,這就是「君權神授」,也是路易十四敢說出:「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的法理依據。
相反地,在英格蘭,歷經多次國家主權在清教徒(Puritan)、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也譯為羅馬天主教,與希臘正教相對時則譯為羅馬公教)與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也譯為英國國教派、英國聖公會)的反覆奪權後,英格蘭的貴族們受夠了:
在最後一次王位繼承革命時,英格蘭的貴族們偷偷決定罷黜為了平定蘇格蘭叛亂而徵稅、徵兵的英王詹姆士二世。他們的思考邏輯很簡單,你是蘇格蘭王,也是英格蘭王,沒道理用英格蘭人的錢和命,去幫你治理不好的蘇格蘭平叛吧?哪有「背黑鍋我來、送死也我去」的道理?
但詹姆士二世覺得很合理,我為英王也為蘇王,那麼,英、蘇的一切不就應該都是我的嗎?隔壁的路易十四不就這樣搞也沒事嗎?對,詹姆士二世也是個信天主教、想在英格蘭搞君權神授的人。
於是,英格蘭貴族跨海接洽詹姆士二世的女兒瑪麗與其夫婿威廉,信奉新教的威廉是荷蘭的執政者,能引兩萬荷兵入英格蘭。當時英格蘭也有上將邱吉爾(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二戰那個邱吉爾的遠祖)領三萬精兵準備迎擊。兩方將領一打照面,確認過眼神,知道遇上對的人之後,邱吉爾陣前倒戈,喜迎王師,雙方人馬一前一後衝進王宮拿下詹姆士二世,完成了一場除了詹姆士二世被奏了幾拳以外,不流血的革命,史稱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講這麼一大段故事,不是為了講詹姆士二世的鼻血,是要講言論自由與其他洛克主張「天賦人權」所指涉的基本人權,全部都可以化約為財產,這也是英美法系(或稱海洋法系)中認為一切的法律問題都可以回歸到民事問題的其中一個源由。
天賦人權與君權神授之爭,牽涉到:言論自由究竟是一種「人應該擁有而不能被剝奪」的財產,還是一種「上帝賜給君主,所以君主生殺予奪,皆從所願」的恩典。如果是前者,有法律也好、沒法律也罷,我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誰也別想隨意拿走它;如果是後者,君主和執政者給我是一種賞賜,想收回也是理所當然。
目前,從我國現實採用的國體與政體,或是從殖民全世界的歐美列強及其殖民地獨立建國後普遍的共識來看,言論自由都屬於前者,是一種「財產」。
初期的自由民主 從眾多政治學理論與各國開始進行民主實驗時,我們可以發現理論與實務經驗是相互印證的。
自由與民主在沒有修正機制 、沒有防衛性機制 、沒有獨立的司法與究責系統 時,會淪落於一片混亂:民粹主義很快就會成為主流、多數會壓制少數、優勢者會迫害弱勢者來取得更多利益,而且這些手段往往都是合法的。畢竟,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時,多數可以是暴力,而多數暴力可以換來更強大的權力(Power)時,集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乃至於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土壤就滋生出來了。
希特勒是這樣上台的、墨索里尼是這樣被認命為首相的。列寧和史達林也是這麼解釋的:共產國家很民主的,我們只是比英、美集中了一點點,這叫做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這一套至今仍為中共所用。經歷過聯俄容共時期的蔣介石懂這套,去蘇聯深造過的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同志,我國尊稱為蔣經國先生(詳請可參閱筆名江南的劉宜良先生所著之《蔣經國傳》)自然也深諳此套。
言論自由的原則與底線 因此,好不容易從無數人的生命代價換來的經驗中,我們總算搞清楚理論是對的。言論自由是一種權利、一種不可以被肆意剝奪的財產,那是屬於個人的東西,但是無限上綱時會出亂子,出了亂子又會給獨裁者進行言論實質審查(相當於剝奪財產、箝制言論)的空間。
於是,我們目前摸索出了幾個原則與不可退讓的底線:
言論自由必須被保障,任何實質審查絕對不能存在。 言論自由是一種權利,行使權利後必有其相應之後果。行使權利者需承擔後果,此乃其義務。 政府有義務去保障言論自由的行使。 政府有義務透過強制力使行使言論自由權利者履行其義務。
翻譯成白話一點就是:
你愛怎麼說(包含不說)都是你的言論自由,應該被保障。 你講了什麼、寫了什麼(包含不表達)要是弄到有法律責任時,後果自負。 政府要保障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包含不說)的權利。 但政府也要保證你惹麻煩時,你得承擔後果。
體制內如何保障言論自由與後續責任 當然,具體由政府實行時還會牽涉到許多問題,舉個例子:
刑法上可以先看看某人所發表之言論屬何種言論,有無符合某條具體刑法的構成要件、有沒有阻卻違法事由、其發表言論之行為屬於故意或過失等等;民法上就看看某人所發表之言論是否造成任何人或法人的財產損失,以恢復原狀為優先,若無法恢復原狀則應以民事賠償賠償受損害的人或法人等等。
但說到這些就沒什麼意思,今天兩位候選人的政見經過社群媒體、新聞媒體與各家評論(包含不才在內)之後,造成的傷害或損失應當已經遠遠超越他們原先預期損傷的對象(部分或全部台大經濟系學生會投票人)的範疇,而外溢到整個台灣社會和華文圈了(至少筆者撰文時維基百科之條目已經有中文各版本之條目,還望有志之士補上其他語言版本。)
體制外的作法 而由上段也可知,在Web2.0這個可匿名、可以開創分身帳號的載體之中,其實跟沒有任何修正機制的自由民主狀態一樣,可以造成一片混亂,這也理所當然成為中共施行網路實名制的正當理由之一。歷史與理論總是互相印證而重演,但還好,我們並不總是沒學到任何教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
光是維基百科條目上面出現記載、社群媒體也有意見領袖與專家學者陸續發聲,而方格子這樣以內容為主的書寫平台也不乏評論(可參閱臺大經濟生道歉了,然後呢? ),也許評論與回饋各有側重、長短不一,但都凸顯了這個社會不是只有一種聲音,我們確實有在進步,我們只是需要再更努力一點:政府的強制力過強或過弱都是不好的,但現代自由民主政體並不全由政府扛下全部責任,公民社會的每一個人也都可以是讓這個社會與國家變得更好、更溫暖的一員 :我們不要追求私刑正義,相反地,我們可以讓受傷的人得到安慰,更可以仗義執言、怒斥不公,告訴不義的人:我們不會就這樣算了。
此外,網路作為一個可以同步但也隨時都在的載體,任何影音、文字創作都可能在創作者不知道的時刻、不預期的地點發揮它美妙而溫暖的作用:告訴那些受傷的靈魂,這世界不全都是惡意,還有一個陌生的人在不同的時空想要幫助你。
筆者曾經在遇到惡意時,得到一些陌生且匿名的溫暖,而且是在PTT的Alltogether版上。在那時,素昧平生、不知男女老少的他們就是我的英雄。
因此,回扣前言中聖雄甘地的那段話:「你們切勿對人性失去信心。人性宛若一片汪洋;倘若汪洋的部分蒙上污滓,汪洋仍不會與之俱污。 」
其他公民有其他的戰鬥方式,像是發起連署要求台大校方、台大經濟系方將兩人退學。那些都是一些方法,我不一定都認可。但我知道我能做什麼,這就是我的戰鬥方式。
而允許公民社會進行體制外的修正(當然,公民若有違法仍須後果自負)也是現代自由民主政體的一大特色。
4.實務面:台大經濟系能為的處分有什麼?
再來,我們來看看由台大校方、台大經濟系來勒令退學這件事情究竟可行不可行?可行的話,是可以做到什麼程度?不可行的話,又為什麼不可行?
引喻失義 首先,筆者認為要進行一些觀念上的澄清:
兩位候選人已經是台大學生,依我國目前的行政救濟程序而言,如果由校方、系方勒令退學屬於學籍變更,是會使受處分的學生身份改變,進而影響到學生的受教育之機會的重大處分。因此據筆者所知,依據釋字第382號解釋 ,這屬於學生可以提起訴願,經訴願仍不得救濟而後可進行行政訴訟的重大處分。因此,要求向國外知名私立大學那樣直接開除學籍、勒令退學,只能說國情不同、法律不同,所以引喻失義。此外,無論國內外,如果執行處分的理由和過程有瑕疵,也還是有能打官司的爭點存在。 有人援引國外知名私立大學準大學生因為在社群媒體上發表仇恨言論、歧視性言論而被取消入學資格一事來進行類比,就更不用說了,人家那是未入學,根本就不涉及身份變更與受教育的機會,但兩位候選人是已有學籍的在學生,退學卻會有上述的爭議,因此一樣,引喻失義。
檢視規則 那麼,怎麼看才不會引喻失義呢?
其實也不難,我國無論國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執行學生事務方面,據筆者所知,應該都以《
大學法 》為依歸,《大學法》未言及的細項則由《
大學法施行細則 》進行補充,後者的第22條第3項有提及「前二項有關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畢業條件,各大學應列入學則。」看到這裡就簡單多了,台大生的事情,就找台大的學則就行。
而根據去年底才修過的《
國立臺灣大學學則 》,退學相關的規定是有的。但就像前面第二部分所提到的,如果要由校方、系方出面處分,應該是校方才有權力進行勒令退學的可能,而且要符合七個條件之一。
那些條件不外乎在台大具有兩個或以上的學籍啦、休學期限用完了該回來讀書卻沒繳註冊費啦、休學的年限都用完了但還是修不滿學分所以畢不了業啦、操行成績不及格啦......
坦白說,就是要很認真地耍廢,或是蓄意不交註冊費等等才會成立;而操行成績部分,就筆者於2013年入學台大後不久,操行成績就已經從成績欄消失的經驗來看。除非後來又有修回來,不然這個理由也是理論上可行、實務上不成立才對。
而且勒令退學這麼嚴重的行政處分,必然有救濟管道,整個救濟管道打下來,兩位候選人如果堅持要台大學位,拼點命要修滿學分畢業,應該不是太難。如果不忮不求、放下執著,轉個學、轉個系之類的,可能又是一片藍天。
當然,他們想轉入的校方、系方願不願意收,那是另外一回事。沒有學籍的人就不是本校/本系學生,那都很好處理。
其他可能 學則也提供了另外一個解套方式:學生自請退學。
在台大,學生因故自請退學,且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於期末考前辦理是可以自請退學的。當然,這會衍生出一個奇怪的問題:怎麼連20歲以上的成年學生也要家長同意?
嗯!對!台大的怪現象很多,某些尊貴不凡的系是連學生要轉系、雙主修或輔系都要家長同意的,因為過往的經驗是學生不見得想只念一個系,但家長很希望他們專精在能發財的系就好啊!
言歸正傳,這個選項會不會被採納,端看兩位候選人的智慧與造化了。
悔過跟行惡是一致的,不是用想的,是用做的。就筆者所知,人們不會讀心術,沒有辦法將還在腦海裡面的想法拿出來定罪,能拿出來檢視的一定已經是實際的言行舉止了;同理,誠意和良善也是,沒真的做到位之前都是很難被受傷者感受到的。
如〈中庸〉所記:「知恥近乎勇。」人犯錯不可恥,整個體系與結構讓自己行惡而不自知也不甚可恥,可恥的是「勇於認錯、從不改過」,還覺得自己「不知恥近乎神勇。」若真心抱持這樣的心態一路走下去,筆者真的也是不知道該如何評價與探討了。三觀完全沒有交集,連對話的餘地都沒有啊......
可如果真心改過、彌補自己的錯誤,甚至願意一起試著改變這個體系與結構,那反而是好事一樁。從知恥到改過,再從改過到成為這個世界的良心之一,這是知識份子的充要條件。
當知識份子確實跟發大財、做大官不成正相關,所以從來沒有人教過這些考選制度篩出來的菁英怎麼當一個知識份子很合理;但也沒人說當知識份子就一定跟發大財、做大官這些東西成負相關就是了。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但一來成功不可複製,二來為免偏題,我們就暫且點到為止。
5.結語:十年前,我也台大大一,我們怎麼討論議題的?
一路看著從台大言論自由月開始,一直到本次兩位候選人見歧視事件的輿論交戰,讓筆者想起十年前筆者剛進台大的時候,我們是怎麼關心校園事務的:
趕上五年五百億末班車的我們有著充沛的資金讓學校培養助教帶領我們去認識台大的校園、建築。經過那些白色恐怖時期有過受難者的建築物時,助教們也直言不諱,客觀敘述發生的事情、後續調查與正反意見。
2014年太陽花學運爆發後,我們一群進一步接觸社會議題的大學生們在台大,帶著其他有興趣參與的高中生、大學生們一起關注、思索各種社會議題的那段時光。
我們也討論過原住民族加分議題,但那時候我們思考的是:「他們加分了,進入了工商業與漢人為主的現代社會。但這樣真的有利於保存各原住民族的文化、語言和傳統嗎?還是我們這些漢人只是自以為是地在進行補貼、補償,但實際上在用體制漢化他們、殖民他們?」
我們也討論過性別議題、歷史課綱問題、台澎主權問題、核能問題......有些人援引數據作為論據、有些人向教授請益該閱讀什麼專業書目、有些人甚至在深入瞭解其技術與原理之後也不甚在意改變自己的立場,比如筆者本人對於核能問題的看法就是一例。
因為比起自己原先的立場,有很多東西更重要,例如:價值。
也許是缺乏資金所以辦學效益不佳、也許是社會在過去幾年的疫情與景氣低迷下真的壓抑了太久,又或許是其他筆者未能顧全的原因所致,但就結論而言,這次的歧視性政見事件作為一個導火線,把問題全都炸了開來。
身在局中、才識有限,筆者也很難推斷自己的判斷是否全盤正確?後續的發展又會如何演進?
謹以一言作結,望各位讀者彼此共勉: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