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如何應對實際生活世界：從施耐德案例談起
〈主體如何應對實際生活世界：從施耐德案例談起〉2023-08-04
在《知覺現象學》的第一部分「身體」中，梅洛龐蒂花了不少篇幅討論一個相當特殊的病例：Gelb和Goldstein對患者施耐德（Schneider）做的研究。
Schneider的枕骨區域曾經在戰爭中受傷，之後便出現了一些症狀。雖然他的肢體或肌肉並未出問題，但他無法做到某些正常人所能做到的動作。在Gelb和Goldstein的研究中，他們將患者能做到與不能做到的動作，區分為「具體動作」(concrete movements)與「抽象動作」(abstract movements)。
如從口袋掏出手帕擤鼻子、劃開一根火柴來點油燈這些關聯於生活情境的習慣性活動，施耐德可以不假思索地順利做出；但當醫生透過命令要他移動手腳、伸長或彎曲肢體時，他卻沒有辦法很好地執行。當施耐德感受到蚊子叮咬時，他能夠快速伸手到該部位打蚊子（具體動作），但當醫生要求他用一把尺指出蚊子叮咬的位置（抽象動作）時，他卻無法完成。這兩個從旁觀者看起來並未差太多的身體動作，在這個患者身上完全脫鉤。
梅洛龐蒂認為，這個病例顯示出，身體上的一個點能夠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向主體呈現：一個是身體癢時可以伸手去抓或觸碰的位置，另一個則是可以被拿一個東西指出來的位置。而古典的心理學與生理學中，卻沒有足夠的概念能表達與區分這兩種不同的身體位置。
梅洛龐蒂指出，正常的主體有辦法像演員一樣將自己投入到一個虛構或想像的情境之下，讓身體在其中呼吸、說話、展現情緒。而病人卻彷彿被鎖在單一的「實際情境」之中，無法從裡面脫離出來。根據病人的自述，當他做出那些「具體動作」時，他的身體活動經驗像是一連串事件序列的結果，自己的運動就好像整體之中的一個環節，無法查知任何自願性或主動性，彷彿肢體都是自動運作的一樣。
於是乎，病人可以且只可以透過一種將自己擺放在特定情境的方式來試著做出抽象運動，譬如說當醫生要他做出梳頭動作，他可能需要用另一隻手拿著一面鏡子，才能讓這整體情境調動出他的身體活動。就像做為一個錢包工人，他可以在工具台前流暢地使用剪刀、針線來完成工作一樣。但此時，他所做出的那些動作，便已經不是原先意義下的抽象動作了。
從病人的案例裡面，我們可以發現到，當我們的身體在進行習慣性動作時，我們周遭的物會是一些可操作物(Manipulanda)而非某種傳統意義下客觀世界裡的對象物。我們的身體也不是外在世界裡的客觀身體，而是一種能力，一種讓行動落實在世界裡面、讓那些可操作物被使用的能力。
當我們（無論是生病或沒有生病的主體）碰觸自己痛或癢的身體部位時，我們並不需要先在客觀世界中找到那個部位，而能夠直接伸手抵達那一現象上出現感受的位置。這種無須經過「外感官」的連結揭示了身體所具備的一種活的系統，也就是我們的身體圖式(body schema)。這個埋藏於存活層次內，而無須經過顯題性意識的連結，使得患者即便無法在客觀座標軸上指出那個部位，卻能夠在受到情境召喚時立即找到它。
而那些我們在熟練技藝中能夠流暢使用的工具，就如同盲人手杖或義肢一樣，在長時間的訓練下已經整併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羽球與網球選手很自然地知道伸出球拍到多遠的距離能抵達球的落點，棒球選手的手套也明白地向我們表明了：那就是你的一隻更大的手。
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雖然在患者的身上，我們能看到這兩種身體運動種類的區分，這也有助於我們更加理解在世存活者應對世界的能力。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生病的主體也在進行著這兩種運動。Komarine Romdenh-Romluc在其論文中，錯誤地將這一Gelb和Goldstein對患者動作進行的區分當做了梅洛龐蒂對所有在世存活者行為的區分。她相信沒有生病的主體具有一種患者喪失掉的「對付可能性的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得以做到患者沒辦法順利完成的抽象動作。
然而，在我們的實際生活處境裡面，我們並未做出這些區分。「根據命令做出的動作」與「面對實際處境所做的動作」在我們的實踐生活裡從來就不是兩種能夠截然劃分的動作。我們的實際生活世界一直都充滿著概念性，在軍隊或任何團隊裡面，發號施令者的命令就是我們所要面對的處境。而我們所理解的「現實」，也從來都包含了各式各樣的想像、理念乃至於意識形態。「做你自己」這一類宣稱往往同時帶有真實與扮演兩種面向，而非像在患者身上時那樣能被清晰地辨識出來。
另一方面，當我們在進行一個「模擬的」身體動作時，無論是演員的表演、或運動員的訓練，我們都並非只是在想像中運動身體，而是去將那些模擬時所需要的情境疊加上我們的世界，讓我們的身體直接在「這裡」應對它們。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什麼就連患者也能透過布置情境來做到那些本來他做不到的「抽象動作」，因為一直以來，那便是人類每時每刻從事著的，應對這一複雜、有著多重實在之真實世界的最主要行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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