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方位之間不是等價的。我們並不首先活在一個數字化的座標軸裡,甚至不在東西南北之中。基於我們的身體構造與知覺我們首先有著上下左右前後這六種基本方位。
一個健康成人的身體被作為用以理解原初方位的典型。人類具有有別於其他多數動物的直立特點,有著橫向幾乎對稱卻不完全對稱的身體構造。這使得六種方位對我們而言有著相當不同的原初感受。
「前方」被感知為最基本的視角。即便我們通常不是以最標準或完美的姿勢站立或正坐,那將意識落實在世界中的我們的"here"首先以前方某處作為焦點。我們與面前的人四目相對、或盯著螢幕。我們的「靈魂」被暫時地投入到自己的對面,那裡是「舞台」,自己的身體作為漆黑的劇院,雖然不可或缺,但在故事如常搬演時,通常向自己隱蔽。
「後方」是與之對立的視覺盲區。那裡意味著自身的不在場。有時我們會直覺地或以某種邊緣知覺的方式感受到來自後方的注視目光。一種從後方打進自己身體的注視是一種自己被對象化的警訊。你後方的身體有著遠低於前方身體的主體性,這啟發了椅背與床鋪給予我們的安心感,讓我們有可能放鬆地入睡。來自後方的觸碰通常帶來驚嚇,但如果這一接觸來自親密對象,這種經過驚嚇回到的安心,給人一種由肌肉到心臟的融化般的感受。在這樣的架構裡面,前方是自己要面對的世界,那裡可能有障礙、工作或外來者。後方則需要是已經確保了安全的位置,需要守候的親人與愛惜之物被安置在這。
右方與左方因為多數人慣用右手而誕生了一種有文化色彩的差異,被視作「正手」與「倒手」。右方被更加文明化與熟練化地理解,被視為「主要的」。左方則被理解為「輔助」,由於接近心臟,也被感受為更接近生命力與創意。
上方是我們抬頭才能看到的地方,向外是天空所處的方向、向內則是大腦所在的位置,上方被與「理性」、「智慧」相互連結,也因為頭部包含了我們的主要知覺器官,「高瞻遠矚」也被從視覺現象引申至「眼界」與「願景」。下方則意味著我們所處的位置、我們躺下休息的方向。
巴舍拉(Bachelard)將人體與家屋相互對照,作為一種與成人身體一樣的「垂直的存有」,家屋透過縱深來精細地區分自己,並作為一種「集中的存有」,呼應我們中心軸的意識。雖然巴舍拉考慮的歐式房屋和我們的直接體驗可能略有不同,但從他的角度來說,屋頂象徵了理性,地窖則表達了由夢所主導的不斷深入的熱情。我們以這樣的空間關係建構自己所處的地方,無論是具體的、還是理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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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回到我們誕生之初。平躺著的嬰兒存有者的「上方」就是「前方」。他以向著屋頂、太陽、「已經處於且將要前往之世界」的方式度過最早的時光。就像種子沒有想過自己會在數年後成為一棵大樹,他並未意識到自己正朝向著自己成長的方向活著,但那成了我們最原初的生命模式:「我存在並朝向著自己的願景」。
嬰兒尚未在與存活處境的對抗中將「現實的/現在的」自己與「理想的/未來的」自己區分開來。一個面朝上的人類也有不完全對稱的雙手與雙腳,但那更像是一種擴散的同心圓,周遭世界以一種更平等的方式被嬰兒敏感而非概念性地掌握到。比起面對面的說話,其他的人類更常作為一種環境出現在其世界,這一氛圍式的世界是他未來建立自己生活風格的地基。由夢開始讓他得以與養育者一同塑造他自己。
幾個月後他會很快經歷到坐起來與爬行的時期。他的前方是他頭朝向的方向,眼界與願景開始作為人行動的動力,他以最靠近地面,隨時可以回到休息狀態的生存模式向每一個眼前的"here"移動。
他的意識到達這裡,身體隨後跟上,這裡存在著一種明明每個成年人都經歷過卻仍欣羨不已的高度統一。我們曾經也是思想與行為相互契合地活著,卻逐漸忘掉了自己當初如何辦到。而這些失敗與拉扯,將在他開始說話並雙足行走時更具記憶性地發生。
站立起來之後,我們得以主動前往那些我們首先看到的地方。但我們的視野更加開闊,且擁有更多縱向的觀察。櫥櫃中的東西太高了我拿不到、檔在面前的阻礙太重了我推不動,當我飢餓時,取代奶瓶給到我的是「吃飯時間還沒到」。種種的無能為力將我們的行為與意志區分開來,「意志做得到、是身體不行」。意志在上方主導,行為則在面前受到檢視。蘇格拉底相信身體是束縛著靈魂的阻礙,我們在這之中體會到了一種素樸的「心物二元」、一種梅洛龐蒂所謂的「作為非人格化者出現的壓抑」。
帶著這種二元性,我們進入了同樣充滿二元性的社會。嬰兒時期那種向上看的衝動未曾消失,但我們只能遙遠的望著,一邊做著眼前的、手邊的事。我們背負著社會賦予我們的要求與價值,學習以一種成年人的方式重新理解人與人之間的空間關係。一些人在找到自己的合適位置之後重新拾回自身的定位系統,成為一隻能以「我欲」取代「你應」的展現意志的獅子。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相信,我們最終會成為嬰孩。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們的意志與行為重新得到統一,過往積累與超越的價值成為養分,種子得以成為自己意向中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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