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某些人談到諮商，他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人滔滔不絕的說個不停，坐在他對面的諮商師，非常專注的傾聽，可能不時還會記點筆記，外帶偶爾的輕輕點頭。
實際上，諮商中的某些時刻，雙方都沒有一點聲音，但那不是平靜，而是一種暗暗的洶湧。沉默的理由很多，可能是因為疲憊，可能是因為感受不被理解而悲傷，可能是情感沒有被接住的憤怒等……
我想起劉震雲在著作《一句頂一萬句》中玩味的那句話：「人活一輩子，不就圖個能說得上話的人？」
原本看似再尋常不過的問句，卻隱含了一種更為深層的困境，我們往往置身於人群，卻依舊感到孤獨。當彼此之間再也找不到能說得上話的出口，那種無法訴說的沈默，簡直就像一種精神上的「失語症」。
這並不是失智或喪失語言能力，而是一種「無言的狀態」。因為改變不了什麼、又找不到人真能理解，只好緘默不語。它混雜了無力、無奈，也透著失落的希望。
我發現，尤其在中年階段，這種「失語症」似乎愈發普遍。
有些人表面上或許仍能娓娓道來，甚至在工作場合裡游刃有餘，還能拋出一堆專業術語，讓同儕或學生看到一副「沉穩負責」的形象。
但當他們合上電腦、離開辦公室，只剩自己時，才發現那些真正想說的話，統統堵在胸口——沒有對象可訴，也不敢輕易宣之於口。
這與《一句頂一萬句》中的人物命運如出一轍，他們原以為在茫茫人海裡應該不缺傾聽者，卻怎麼也找不到一個能與之真誠相對的人。由此生出的並非純粹的「口拙」，而是「靈魂之間溝通的失語」。
在現實裡，很多中年人便這麼活著：想開口卻發現意義不大，或乾脆閉口不語，以求自保。
這種沉默通常帶著複雜的成因。有些人是因職場上的種種壓力，心中明明有不滿或疑惑，卻害怕說出來會影響前途。
也有人受累於現實負擔，單親家庭的母親或父親，不得不小心翼翼維持生計，擔心一旦說話太直接、太尖銳，可能惹來種種排擠或麻煩。
更多時候，還是那一份「改變不了就算了」的感慨——如果社會的結構不會因我一己之力而鬆動，那麼多說、說深也不過是自找麻煩，如此一來，沉默似乎就成為一種自我防禦。
「說了又如何？沒人聽，也沒人管」的念頭，會逐漸把人推進更深的「無話可說」裡。
對這些不再提起希望的中年人而言，很多時候他們並不真相信自己「完全無能」，也沒覺得自己「言語退化」，反倒是被迫進入一種「越說越錯」或「不如不說」的狀態。
2.
從存在心理學的觀點看，這裡面蘊含了兩層焦慮：一是對社會規則或人際後果的擔憂，二是更深的存在性孤獨。
「就算我開了口，有誰真能懂？」、「就算有人理解，真的能改變什麼？」這兩種焦慮交疊之下，「保持沉默」成了避免再次受傷的自衛方式，也成了一種不易覺察的精神病徵。
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區分了「常態的焦慮」與「神經症性焦慮」，或許可以幫我們更細緻地理解這樣的無言困境。
所謂常態的焦慮，是人在面對客觀威脅時的合理反應，提醒我們思考與調適。
可如果這份焦慮被環境逼迫到只能壓抑、不能流動與表達，它就可能轉化為一種類似「神經症」的狀態。當個體明明知道自己焦躁不安，卻又沒法正大光明地說出來，只好藉由各種隱晦的方式釋放，或乾脆選擇徹底閉嘴。
至於為什麼這股憤怒或無力會演變成「再也無法提起希望」，則可能與亞隆（Irvin D. Yalom）所說的「存在性孤立」有關。
亞隆認為，人與人之間始終存在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再親近的伴侶、再好的朋友，也未必能進入你最隱密的內在世界。
如果周遭環境又持續呈現高壓或冰冷的姿態，人就更容易覺得「根本沒人聽得懂我」，同時也擔心「再努力解釋也於事無補」。這便形成了一種自我封閉的迴路：既害怕被誤解，也不期待有同理，最終封鎖了所有可能溝通的管道，而內心不斷湧出「反正說了也沒用」的念頭。
中年人所受到的經濟和社會責任壓力，更將這種封閉狀態推向極端，使得「心口難開」甚至演化為一種在社交場合裡表面正常、私下卻孤立的自我放逐。
若想改變這一切，最大的困難在於，並非所有人都能輕易意識到這種「失語症」。
在現行的社會框架下，我們熟悉太多漂亮又空洞的話語，像是商務對談裡的客套、家庭聚會裡的「好好好」，或在網路上泛濫的心靈雞湯。
這些話語極度充盈，甚至看似「熱鬧」，卻往往無法真正觸及個體最深的渴望與痛點。
《一句頂一萬句》之所以打動人，正是因為它形象地刻畫了中國式人際關係裡的話不投機。然而，大部分人卻終其一生也未必遇上那「真正能聽懂我」的一句話。
換句話說，某些中年人並非失去了語言能力，而是覺得社會再也聽不見他們的心聲，因而不願再浪費力氣開口。
這種無言的沮喪，像是一種慢性消耗，令人逐漸失去對未來的想像。或許在旁人眼裡，他們還是一個「看起來一切如常」的成年人，依舊上班下班，偶爾還能跟朋友聚餐。但只要一觸碰到更深層的話題，整個人就顯得空白、沉默，或者以打哈哈帶過。
當我們留意到身邊有人在重要議題或自身情感面前總是「帶過就好」，不肯多加闡述，很可能那背後正是一份不想再面對的疲乏與心寒。
還有一種常見的應對方式，就是把原本的吶喊曲折地放入某些替代管道。
有人選擇用文學、藝術或學術論述的方式，藉由客觀的語氣、專業的修辭，間接地表達對社會環境的批判或對自我處境的不甘。
但他們也很清楚，這些作品即使傳遞了一些暗示，能不能被更多人接收或共鳴，依舊是未知數；更不可能真的大幅度扭轉現實。
不過，對於處在自我審查、壓抑環境中生存的人而言，只能把情緒與想法轉化成旁敲側擊的文字或對他者的「抽象關懷」。
這些輾轉的表達方式，雖然看似不痛不癢，卻是唯一期盼能免於被社會或權力結構打壓的折衷之計。
3.
那種躲在喧鬧當中的孤獨感，往往源自於找不到「說得上話的人」。
當中年階段的疲憊與挫折加諸在個體身上，如果周遭盡是敷衍、冷漠或互相消耗的關係，最終就會走向一種帶著自保本能的「無言」。
這種「失語症」的可怕之處，在於它不僅拉大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讓個體與自己內在都斷了連繫：一旦連自我都不願傾聽，就只剩隱忍和形同麻木的日常。
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個狀態？
從存在心理學的觀點而言，也許不必急於給出「快速解方」，而應先承認沉默背後隱含的正當防禦。
畢竟，活在各種壓力裡的人，難免擔心一旦開口就打破現有平衡，讓自己承受更大衝擊。但如果失語變成一種持續的惡性循環，個體恐怕最終也會錯失自我表達和與他人深度連結的機會。
很多時候，只有在相對安全或互相信任的情境裡，當事人才願意嘗試打破沈默。
也就是說，若能有哪怕一兩位真誠聆聽的朋友、同事或導師，一句真正被接住的話，足以抵過萬千場表面應酬。
對那些因各種身分責任而被迫沉默的中年人而言，若環境中能出現「我懂你」的接納，那麼一些被封鎖的情緒就有機會從地底翻湧上來，帶動生活方式與心理狀態的微妙改變。
更長遠地看，或許我們需要更深入的「人文關懷」體制與社會氛圍。就像劉震雲的小說隱約批判的那樣，如果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只在意表面溝通而缺乏真實理解，「一句頂一萬句」不過淪為奢望。
同理，如果各領域（如教育、醫療、職場）都缺乏對「靈魂彼此碰觸」的重視，那麼人終究被逼成各自為政的孤島。哪怕表面上家庭美滿、事業有成，名與利在手，也可能依然活得無言又無奈。
若你感受到自己正走向這種「中年失語」，別急著自責，也別把它看作單純的個人問題。這更像是一種結構性的精神「疾病」，正蔓延在時代的大環境裡。
對抗它，不需要一股腦兒衝出去高喊，也不代表要犧牲掉現有生活的安穩，而是嘗試在可控的範圍內，為自己找一個能暫時破土的出口。無論是透過寫作、藝術創作、與懂你的人聊天，或是經由某些心理學理論找到自我理解的契機，都是讓心中的那股無奈得以稍作流動的方式。
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往往正是珍惜這些微弱的流動，方能為未來累積更多變動的能量。
最終，「圖個能說話的人」不僅是一種渴望，更是一項呼喚。
如果越來越多人願意用真誠與耐心去接住他人的失語，那麼沉默或許就能被逐漸打開。人與人的關係也才有機會重新落實到一種真實的交心，而非形同虛設的空殼。
哪怕時代再冷酷，只要還有一兩句真話能彼此交換，整個人性就不會真正沦喪。
對於早已看慣人情冷暖、默默走在這條「無言」之路的中年靈魂來說，若那句話最終被聽見，也就不枉這困境裡的一番掙扎。
作者：高浩容。哲學博士，道禾實驗教育基金會兒童青少年哲學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員、台灣哲學諮商學會（TPCA）監事。著有《小腦袋裝的大哲學》、《心靈馴獸師》等書。課程、講座或其他合作邀約，請來信studiomowe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