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圖由 Gemini 生成）
（本文發想延伸自 FB 粉絲頁「王伯達觀點」之「那顆汽油彈與兩百年前砸毀紡織機的工人」一文）
💥先別急著說「那是美國的事」
2026 年 4 月 10 日，OpenAI 執行長 Sam Altman 的住家遭到汽油彈攻擊，這種事當然不能被浪漫化、合理化，但它其實是一個殘酷而刺眼的警報：AI 早就不只是工程師的聊天室話題，而是已經影響到工作、分配、焦慮、怨氣，甚至社會對立。更諷刺的是，Altman 其實早就公開支持基本收入研究，並在 2016 年發起 相關研究計畫，持續推進相關研究提案。燒到他家門口的，某種程度上正是 AI 紅利還沒好好分配前，社會先爆出的火氣。
💥兩百年前，工人砸的不是機器、而是不公平
學者 Kevin Binfield 在《Writings of the Luddites》一書中，透過整理 1811 至 1816 年間盧德運動參與者的書信、宣言與傳單指出，他們並非盲目仇視機器的「反技術暴民」，而是反對工廠主以機器破壞既有行規與道德經濟，例如繞過學徒制度、壓低熟練工資、以低技術勞工取代專業工匠，並生產劣質產品牟利。對他們而言，問題不在「機械化」本身，而在資本如何運用機械來削弱勞動尊嚴與社群規範。說得更清楚簡潔一些：他們砸的不是進步，而是「技術進步被拿去當分配暴力」。
工業革命後生產力確實一路上升，但工人拿到的好處並沒有馬上跟上。這段「等很久才輪到一般人受益」的歷史，跟今天 AI 帶來的感受很像，幾乎可以原封不動的套用到 AI 身上。
技術先把效率拉高，果實卻常常先流向資本、平台與少數掌控者。當 Z 世代的情緒開始從興奮轉向懷疑、甚至憤怒，這不是年輕人草莓、逃避，而是他們在還沒真正站穩社會前，就已經先感覺到路在縮短、門在變窄。
Gallup 2026 年調查顯示，與 2025 年相比，14 到 29 歲族群對 AI 感到「興奮」的比例下降 14 個百分點至 22%，「希望」感下降 9 個百分點至 18%，而「憤怒」情緒則顯著上升至 31%，在職者中有 48% 認為 AI 的風險大於收益。
💥現在的台灣呢？像一台高速運轉、但分配越來越歪的機器
台積電 2026 年第一季營收約新台幣 1.13 兆元、年增約 35%，反映 AI 晶片需求還在燒；鴻海第一季營收也達到約新台幣 2.13 兆元，年增 29.7%，同樣是被 AI 產品線和雲端／網通需求帶著往上衝；而台灣 2025 年出口訂單更衝上 7,437.3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主因就是 AI 需求強勁。
與此同時，主計總處最新預估顯示台灣 2025 年全年實質 GDP 成長率達 8.68%，2026 年仍預測有 7.71%，看起來確實是一片欣欣向榮。但是同一份官方資料也顯示，2025 年全體受僱員工平均月經常性薪資是 47,884 元，中位數只有 38,406 元。這個差距很重要，因為平均值常被少數高薪者拉高，中位數才更接近多數人的真實日常。
換句話說，這波景氣確實驚人的好，然而問題在這裡：景氣很強不代表每個人錢包都一起變厚，平均數很漂亮也不代表多數人的日常體感真的有變好。正因為如此，UBI 強調的不是施捨，而是在追問：AI 與資本一起做大的那塊新增收益，到底該不該只流向少數人？
💥那篇《Psychology Today》文章，講的就是這件事
Joachim I. Krueger 在《Psychology Today》2026 年 4 月 10 日發表了〈Equity and Fairness: Easy as Pie? How to split the marginal gains fairly.〉，核心意思很直接：公平分配很難，但當合作創造出「新增的邊際收益」時，這一塊應該平均分。
文章用披薩和投資當例子，重點不是誰原本比較有錢，而是「額外多出來的收益」到底該怎麼分。這個想法一旦搬到 AI 時代，幾乎就是在問：AI 這台機器放大出來的新增價值，真的應該只進少數資本家（與股東）的口袋嗎？
文中把一件常被混淆的事講清楚：「原本投入」多少，和「合作後多出來」多少，根本是兩回事。原始資本可以照規則分，但「因為合作才多出來的那一塊」應該另外看。拿 AI 來說，模型、晶片、資料中心、電力、網路、法規、教育體系，哪一個不是整個台灣社會一起撐起來的？既然新增的紅利是靠共同條件放大的，那它憑什麼只往少數人那邊流？
AI 不是憑空長出來的，它在台灣之所以能一路往前衝，背後其實是全民一起扛的代價：電要夠穩、網路要夠快、法規要先到位。
資料中心這種 AI 時代的地基是數位轉型的關鍵，而且 5MW 以上的新設或擴建資料中心，還得先提交能源使用規劃，因為它們會吃掉電網容量。土地也是一樣，國發計畫已明確把「強化土地管理、保育與永續發展」列入國家方向，意思就是科學園區、變電站、供排水與相關配套，沒有一樣是憑空冒出來的。至於水、污染和廢棄物，台積電的永續報告寫得很清楚，水資源使用會對周邊社區形成壓力，廢水與空污還會帶來健康與生態成本。
以上這些都不是新聞稿裡愛講的「亮眼成績」，卻是真正由整個社會默默承受的隱性成本。當 AI 把生產力放大、把財報做漂亮，卻只讓少數人先把紅利端走，社會當然會不安、不滿。因為大家付出的不只是一點電費和稅金，而是水、地、環境、健康、生活品質一起在補貼這場科技盛宴。
💥UBI 的真正意義不是施捨，而是補上分配斷裂
正因為如此，UBI 才會越來越像一種（不得不的）時代答案。UBI 的定義是：政府定期、無條件地發現金給所有居民，不看收入、不看工作狀態，目的是建立一個財務底線，讓每個人都有基本安全感；不是讓每個人都能立刻翻身，而是提供一個不會掉下去的地板。
UBI 最有名的倡議者之一 Philippe Van Parijs，早就把它講成「每個人都應該拿到一份社會財富的公平份額」；James Meade 的「social dividend」更直接，把它視為每個人都應享有的無條件、平等現金分紅；Guy Standing 則把它說成 common dividends，強調這是現代社會的共同紅利，不該只由少數人收割。這三個人說法不同，但精神很一致：社會不是只有資本在創造價值，勞動者、制度、公共部門、整體文明，都在一起把蛋糕做大。
美國經濟學家 Mariana Mazzucato 的提醒也很關鍵。她一再強調，價值不是公司自己獨自變出來的，而是企業、勞工、公共機構與社會共同創造的。這句話放到 UBI 上幾乎就是天作之合：如果紅利是集體產出的，那就不該只用市場收入來決定誰活得好、誰過得慘。換句話說，UBI 不是「做慈善」，而是對「共同造富」這件事做出制度上的回應。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把州內資源收益的一部分轉成居民分紅，核心邏輯就是：共同資源帶來的收益，應該回到共同擁有這個地方的人身上。它不等於完整 UBI，但它證明了「把共同財富變成普遍分紅」不是空想，而是可以運作的制度。
💥UBI 不是「多發錢」，而是先把社會撐住
台灣真正的風險，不是討論 UBI 太早，而是討論太晚。當 AI、半導體、伺服器、資料中心一路拉高整體 GDP，卻讓很多人的薪資體感只是「勉強跟上物價」（甚至逐漸跟不上），社會就會慢慢出現一種很危險的裂縫：上面的人說這叫成長，下面的人卻只感覺到壓力。這時候再去罵年輕人不夠努力、勞工太情緒化，其實都只是逃避問題。真正需要補上的，是一個最基本、最不羞辱人、也最不會漏接人的安全網。
如果把 AI 看成一場加速中的工業革命，那 UBI 就像是先把「避震器」裝上去。它無法讓每個人都贏、都翻身，但它至少能先保證：當新興技術把蛋糕做大時，不會只有少數人吃到撐，其他人卻被留在廚房外面聞味道。對台灣來說，這不是左派、右派、黨派問題，而是要不要讓下一個十年更穩的問題。
💥別再把 UBI 當成邊緣議題
UBI 其實是在問一個很誠實、也很殘酷的問題：當 AI 和資本把效率推上去之後，誰來接住那些被擠到邊緣的人？
如果技術進步讓社會整體更有錢，卻也讓更多人更焦慮、更邊緣、更失去談判力，那麼 UBI 就不再只是理想主義，而是很務實的社會保險。它要補的不是某些人的道德感，而是整個制度的缺口。
Altman 家門口那把火，不是單一事件的偶然，它更像一個提醒：當「分配承諾」一直沒落地，社會情緒就會自己找出口。台灣如果真的想把 AI 變成國力，就不能只看誰賺最多，而是要開始問：這些新增收益，有沒有確實回到每一個一起承擔成本的人身上。如果我們現在不先準備好，等火真的燒起來，就只剩下很難看的社會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