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抽離的迷思

〈理性抽離的迷思〉2023-05-11

　　詹姆士（William James）相信，整個哲學史很大程度上是幾種不同人類氣質衝突的歷史。這些大致上可以分類在「理性主義傾向」與「經驗主義傾向」的氣質是哲學家們佔據特定立場的最主要原因，但專業哲學家卻往往在進行哲學思考與辯論時將這一氣質影藏起來，極力提出一些與個人無關的理由。

　　這些由氣質帶來的偏見往往比那些理由還要強烈，哲學家想要一個適合他氣質的宇宙，並且去相信那些是和他氣質的證據。當他遇到氣質與他相反的人時，無論對方有多強的辯論能力，他都會打從心底相信對方是哲學的門外漢。

　　雖然偶爾也會有休謨這樣的哲學家受到重視、也會有人試圖從亞里斯多德式的思路中找出一些抗衡理性主義的論點。但總體上，在存在主義、現象學等思潮興起之前，整個西方哲學是以理性主義佔據上風。

　　「某種絕對且超越的理性讓人有別於其他生靈」的這一想法，從宗教上以及人自命不凡的態度上，帶有這樣氣質的哲學家更容易取得話語權。因此，即便是在當代，許多反理性主義或非理性主義的思維開始受到重視，在一些細部的議題上，哲學家與大眾都還是很容易陷入一種理性人類的迷思：相信有某種獨特的理性能力，那種理性能力能讓人在本能般的自然行為之外，做出一些抽離環境的主動行為。

＊

　　對哲學有廣泛涉略的黃武雄在《童年與解放》中花了許多篇幅區分人的「自然能力」與「文明能力」，他認為孩童天生就擁有良好的自然能力，可以整體性地洞察與辨識無窮變數的大自然。

　　透過教育，人會逐漸學會一種文明能力，那是一種分析的、描述性與控制性的能力，用以處理有限的、篩選了的對象。對他而言，自然能力對應的是整體的實際情境，文明能力則讓你從情境中脫離出來。他認為在制式教育之下，孩童的自然能力一點一滴衰敗，無限的、個殊性的、與直觀的體驗被有限的、普遍性的、推理性的知識所取代。而這是教育工作者必須要特別注意的問題。

　　甚至「現象學陣營」內部，我們也還是會看見這種「理性人類」的預設與相關的二分。Romdenh-Romluc 雖然一定程度上採納了梅洛龐蒂的理論觀點，卻同樣將人類的行為分成兩類：一類是「知覺引發的行動」，另一類是「思想引發的行動」。

　　這兩種行動也對應了「當前的與實際的環境或任務」與「潛在的與可能的環境或任務」以及「本能式的行為」與「非本能式的運動技能」之區分。她同意存在有一種「知覺直接帶領出的行動」，但她認為現象學家還需要進一步去解釋那些由理性引發出來的，面對非實際對象或基於特定的思想（如道德規範）做出的行動是怎麼回事。

＊

　　但當我們考察實際經驗時，我們能夠發現，所謂的文明與自然、抽象與實際並不是截然二分的兩種對象。梅洛龐蒂提供的「偏極化」(polarize)概念，給了我們回應此問題的重要提示。

　　在應對活動的兩個側面－－身體與世界，梅洛龐蒂都使用了偏極化的概念。他指出：正常人的身體圖式會作為「我的身體在世界中並朝向世界」的表達，讓我的身體能夠被它的任務所偏極化。我的身體會呈現為朝向某種特定任務的姿勢，我不需要顯題地意識到或指揮我的身體，我的任務與身體性的預期能夠直接地將身體部屬至適宜的朝向與姿勢。同時，這種身體性的籌畫也會偏極化世界，讓世界對身體呈現出如博物館標示那樣的行動指引。

　　在這樣的思路下，主體的身體不會僅僅只能朝著一種「物理性的世界」開放，而可以根據你當前的任務在世界中設置出能引導身體動作的另一種實在。就像球場上的線條確確實實地在球員的世界劃出了截然不同的空間，界內與界外並不是某種只存在於腦中的「抽離現實的想像」，而是如同降靈會那樣，讓「另一個世界的存在」連同其背景帶到舞台上。

　　沙特指出，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員並非相信自己就是哈姆雷特，而是他將自己在角色中去實在化(irrealize)。透過場景的搭建與演員的類擬活動，我們完成了一種召喚儀式，好讓我們能夠用我們真實的身體與真實的感官，以如同日常行為的方式去知覺並回應那些本來不存在於那裡、但現在卻活靈活現的周遭環境。

　　當一名籃球員在模擬投籃或上籃的動作時，他並不是抽離世界地應對某種只存在於腦海中的籃框，他用他實際的身體，往世界中的某個地方投球－－彷彿他手上真的有一顆球，並且朝向世界中彷彿存在的一個籃框射出。這個「模擬動作」同樣會要求一定的周遭環境，只是那一環境與被模擬的活動通常需要的環境不見得相同。我們能夠「看到」那些不存在的對象，這使得我們有能力欣賞默劇，也讓我們有辦法察覺到影響他人行為的意識形態與道德準則。

＊

　　當我們意識到這些模擬活動與通常的行動沒有本性上的區分時，也能理解到當我們反思或分析一件事情時，並不代表我們抽離了實際情境或使用了和通常知覺時截然不同的能力。擁有愈多的概念能力，我們就有愈多種不同的偏極化身體與世界的方式，以此更好地發揮身體中蘊藏的潛力。

　　我們的確有時會「帶著明確目的地」地去「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地行為，但這樣的經驗不會使得我們必須把行為區分為「讓身體在對主體發出的概念之引導中行為」和「讓身體在知覺的引導中行為」兩種。在實際情況裡面，我們使用的概念隱含了透過知覺辨識環境的要求、我們對外在世界的知覺也隱含了我們用以理解世界的概念。

　　當我們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行動的末端時，我們相信我們受知覺引導、而當注意力更多在前端時，我們感覺我們在做主動行動。但就像我們要去把握一個概念化的知覺對象時，知覺能力與概念能力無法區分開來使用一樣。在我們行動時，知覺與意識也是不分先後地做出貢獻。

　　為了要充分地討論那些在日常語言中的－－令理性主義氣質者受不了的－－模糊不清的現象，千年來哲學家用他們邏輯的大刀將充滿生命力的紛繁世界強行切割。然而，就像人們無法在心物問題的框架下成功地連結物質與心靈，這些強行切割出來的二元對立創造了許多專屬於哲學的困難問題，從而阻礙了一些本可以流暢運行的實踐。

　　在一種整體論式的重新考察下，我們能更好地意識到這些劃分的侷限，並在此基礎上將這些本來就屬於一體的能力還原回去，以一種更貼近實際現象的方式認識世界也重新認識主體自己。

延伸閱讀：

〈調和兩組哲學氣質間的衝突：詹姆士的實用主義計劃〉

〈實用主義與人文主義：人的創造的價值〉

〈「去說出你自己錯在哪裡」：一種抽象的「非教育」〉

〈超越超越性〉

〈前概念的行動背景：Dreyfus 談熟習的非概念應對〉

〈主體如何應對實際生活世界：從Schneider案例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