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的結構》讀書會（六）：典範轉移如何發生？〉2025-02-23
在前面的幾個章節裡面，我們已經陸陸續續說明了常態科學、危機發生、新典範出現的種種情況，也指出不同典範之間如何「不可共量」、讓科學家宛如身處不同世界。但這就引發了關於整個科學革命過程最後一步的問題：轉變到底如何發生？新典範究竟如何替換掉舊典範？
雖然說在沒有發生危機的常態科學時期，科學家就一直在做研究，可是他們這個時候做的研究並不涉及到對典範本身的測試。按孔恩舉的例子來說，這就好比棋手會去思考棋局應該怎麼下，但不會嘗試去挑戰下棋的規則。往往是在典範競爭已經白熱化，才會出現所謂「測試理論的實驗」。
根據一般而言對科學的想像，人們會相信存在著某些關鍵的決斷實驗，譬如某些關鍵的天文學觀察或理化實驗，一刀斃命地推翻了過去流行的理論，證明新理論才是對的。然而，孔恩指出，並不存在某種「客觀中立」、可以一視同仁地檢驗所有理論的標準。所有的檢驗無可避免地源於某個特定的典範傳統。
而且，異常經驗也不能直接被理解為「否證經驗」，因為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理論能夠完整地回答所有難題。這些難題的其中一部分會被認為是「可解決、待解決」的典範中謎題，另一部分則被逐出典範，從此不再被科學社群認為需要探問。
雖然如此，透過檢驗來對兩種理論進行比較在一些時候仍是有意義的，但那必須依賴於某個當下的特定歷史情境。這個情境給定了「什麼問題是重要的」、「哪些問題可以不去討論」，在這樣的前提下，才可能說某個理論勝出。我們甚至沒辦法去說新的理論之所以被選擇是因為它能夠解釋更多問題，情況會更像是它（比其他競爭的理論）更能夠說服科學社群「我能夠處理的這些問題才是關鍵」。
＊
孔恩指出，由於不同的理論之間是不可共量的，我們不只沒有可以拿來公允評判他們優劣的判準，雙方的支持者對於理論中概念的使用方式經常根本無法有共識。譬如說在哥白尼的典範中，他不是單純地「讓大地移動了」，在那個典範裡，大地與運動的意義都受到了某些調整，才使得「大地在移動」變得可以想像、甚至理所當然。
只要一個天文學學者不捨棄掉自己花費一生鑽研的前提，就不可能接受這種完全不同的概念使用方法，也就不可能不把「大地在移動」斥為荒謬。所以，在孔恩看來，新典範往往需要由那些年輕的、成長於科學危機中、新進入領域的科學家來推動，而不能仰仗於長期浸潤在舊典範中、經驗老到的科學家們。
孔恩舉了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以及普朗克在《科學自傳》中的話來說明新典範的科學家在「如何讓舊典範支持者『改宗』」這一問題上的悲觀處境。達爾文極富洞見地說：
「雖然我完全相信本書鋪陳的論點是真實的……，我並不期望說服有深厚經驗的自然學者，他們心中充斥著多年以來以相反觀點觀察的事實……，但是我有信心面對未來，面對年輕、正在成長的自然學者，他們能夠公平地看待這個問題的正反兩面。」
普朗克的說法更加直白且令人難過，他指出：「一個新的科學真理會勝出，並不是它說服了反對者、使他們棄暗投明，而是反對者最後死光了，熟悉它的新生代長大了。」
對孔恩，以及這兩位頗有洞見的革命推動者而言，典範轉換的重點並不是讓個別的科學家改宗，而是，整個科學社群在時間的推移下完成了世代交替，才讓新典範有機會得到肯認。
＊
前述的這種「資深科學家對新理論的抗拒」，雖然在科學革命的期間會使他們看起來像是一群冥頑不靈的傢伙，但那種對於「當前科學典範能夠解決所有謎題」的信心，恰恰是常態科學之所以可能，且經常能夠做出成就的基礎。
只是這種抗拒，也使得新理論必須從其他「科學外」的角度得到支持者，譬如克普勒的「太陽崇拜」使得他成為哥白尼理論的追隨者、或者科學家基於「數學上的美感」而支持某個新理論、甚至是由於提出理論者的人格魅力和學界地位等。是這些理由先吸引了一批人信仰新理論，才有人會專門為它進行科學實驗、打造更多堅實的論證，才賦予了它在理性層面上有與當前理論抗衡的基礎。
而隨著相信這個新典範的人愈來愈多，相應的論述、實驗結果也會愈來愈多，整個科學社群會進行一次宛如格式塔轉變的變化。在那時，依然會有一些信仰舊理論的人沒有「改宗」，但孔恩指出，在科學史家看來，這些人此時已經不再是科學家了。
前篇：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