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人作為思考者的那種「凡事都可以被理由地理解」的基礎思維,意識主體的一切行為(無論行為者本人是否顯題地意識到)都被相信是為了達成某一目的。
嬰兒在有意識地進行概念性的思考前,就已經能實踐地掌握到自己的哭泣與需求之滿足間具有某種關聯;甚至史金納箱中的老鼠或鴿子,也能夠實踐地表現出牠們對於操作裝置的行動和得到的食物獎勵之間存在的聯繫有著某種認識,並且能夠為了那些獎勵而去執行那些「不怎麼自然」的行動。
人們普遍相信,我們的行為具有某種「目的-手段」結構,在某種對效益主義的一般性理解中,我們會相信對這一類人而言,只要能夠達到那一目的(無論是賺大錢、還是最高的善),手段本身並不重要,我們去衡量要採取什麼手段時,僅僅要考慮它對於我們達成目的的有效程度,頂多是去考慮它會不會從另一方面帶來可能破壞目的的其他副效果。
另一方面,我們甚至可以將「義務論」的思維也套進這一結構,只是對於義務論者而言,那一最終目的並不是直接對應行為或事件的結果,而是對應一種理念(無論是賺大錢、還是最高的善)。
「結果」沒有被與行為本身拆開,而是這一整組「由行為主體參與的事件」都是一個手段,為了達成那一作為目的的理念,這一整組事件都會被作為實踐特定義務的手段。當一名真正的義務論者說出:「我才不是為了救你」時並不是在展現傲嬌,而是表示出他的行為是且僅是為了落實他對法則之敬畏。
然而,實踐世界的運作卻不是順著這種「心想事成」的邏輯,如果我們僅僅去考慮我們的目標,而沒有在如何執行上下功夫,並不會有一個友善到不行的、隨時準備要傾全力幫你的「宇宙」或金凱瑞式的王牌天神讓你向祂「下訂單」。
而是,就像那些真正一座一座地挑戰世界高峰的登山者,當我們確實想要在實踐中抵達某個目的地時,我們需要擬定計畫並在體能與精神等方面做充足的準備與練習。相比於完成的那一瞬間,在抵達前的那段過程,才構成了你最主要的人生。
反過來說,對比那些充滿喜悅地寫著「人生代辦事項」並只在每年的新年前後和別人訴說這些目標的「夢想家」而言,唯有當我們找到並執行那--一方面最具效率,另一方面又最能讓自己在過程中體驗到存活的--「最佳手段」時,我們才真正在實踐中落實了「我想要達成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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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無論那一最終的結果有多美好、準備期的努力讓你最終有多大的成就感,任何沒有延續性的單一目標在達成時的花火爆炸後,都會給我們帶來無盡空虛。
一個特定的最終的結果,無論是大筆財富、受到重要他人的稱讚或贏得總冠軍賽,我們都需要重新面對成功之後的下一步。當我們設定了一個十年期或橫跨整個人生的目標之後,我們的精神就進入了一種可怕的倒數計時:《記憶拼圖》的Leonard不斷尋找著"John G."、《最後生還者》裡Ellie從Joel那裡繼承下來的執念"It can't be for nothing."、《進擊的巨人》中Eren「如果把海對面的敵人殺光,我們就能獲得自由嗎?」的絕望提問。
追到心目中的女神/男神不會讓你的生活一下子完美,你一切為了這項目標所堆積的「專屬努力」都迅速成為破敗遺跡,魔法般的迷霧散開,你發現自己失去這些時間內其他一切與你生活擦肩而過的東西。無論成功或失敗,目標消失,舊的生命結束,新的生命卻不見得能開始。
於是我們意識到,真正能給人帶來長久滿足的不是那一特定而明確的目標,而是一種具延續性的理念與生活方式。只要我們不是行屍走肉,意識中總是會存在著某條假想的終點線,但必須要展開整條賽道,必須要從山腳開始就體驗整個過程,不僅僅將視野放在登頂的瞬間,而要回到具體的每一刻。
如果我們為了某種幸福而必須工作賺錢,那在我們規劃如何賺錢時,為什麼不首先花心力去找到一種能讓自己在賺錢時得到快樂的工作模式?就像你會在租屋前考慮接下來數個月的生活、會想為自己買一台好手機和一張好床墊來每天使用,既然我們要花上大量的時間在自己的職業活動,為什麼要放任自己接受一個毫無熱情的事情來做?
為了要達成那些「真正的、具有延續性的目標」,我們的視野將最大程度地聚焦在過程。你不會希望自己成天在擔憂關係能否確立而錯過每一次約會中本來可以體會到的快樂、也不會想要自己領到薪水時完全想不起來這個月自己都做了些什麼。
也許你能活到一百歲,但展開來,你發現你每天有十個小時花在吃喝、盥洗跟睡眠、十個小時花在上班、加班跟通勤、四個小時在滑抖音和刷手遊活動。這一百年不是你的,你把它拱手送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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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那通常被實踐為資本主義的特例--僅僅是在討論要如何「更正義」地分配那些工業革命、電氣革命與資訊革命下的剩餘應當給誰--的溫和社會主義,真正重要的是去爭取那些讓自己能夠有機會自行建構自己整體生命的、對自己的時間安排與生活方式的掌控能力與權力。
唯有真正挺身對抗自己那種「名為努力工作的怠惰」,去為自己建立一種完善且有機的「生活方式-目標」系統(當然,它仍會在我們跌跌撞撞的實際過程中一再地經歷調整),我們才有可能取得那種真正的「活在當下」的生命。
在這種蛋堡會說「一切都是過程」的生活態度之中,我們能夠以一種獨特的夥伴關係掌握自身的冷靜,我們不會因此成為沒有感情的機器,相反地,我們會在達成目標那一刻,像北信介拿到正式隊員制服時那樣觸動不已。那是一個目標、是行為者有能力真正落實自己生活經營的證明。
雖然這種證明從來不必要,卻仍然充滿意義,就像當時那些帶著喀爾文派教會風格而將資本主義落實到我們世界中的最早一批「職業人」,他們並不惶恐地追求某種證明,卻透過自己在經濟生活上的成功--意味著他們有著非同尋常的意志與信心--在他們的世界觀中將自己落實為上帝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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