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討弱勢者與受害者：「中立理性論述」的傾斜與不關心

〈檢討弱勢者與受害者：「中立理性論述」的傾斜與不關心〉2023-07-04

　　有不少人會希望自己在公共討論中能盡可能站在「中立、理性、客觀」的位置，但這樣的要求可能是某種誤導。一方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背景、也應該要有自己重視的價值。在不同的議題上，我們都會有也應該要有各自的觀點，那些觀點會透露我們的盲點、無知和偏頗。但同時，這也點出了交流與公共討論的重要性。

　　一切公共討論的兩個首要條件應該是參與者對討論的意願以及討論時的真誠。但在我們的公共領域中，我們很常看到的是劈頭對另一種立場的批評、甚至是辱罵、嘲諷與取笑。這些攻擊性的「討論」往往將對方當作某種不講道理的笨蛋或瘋子，將對方的立場形塑成完全邏輯不通的樣子，然後用一種高人一等的方式貶低對方。

　　在這些激烈的攻擊之外，我們也會看到一些乍看之下中立無害的論述，彷彿很客觀與就事論事，但卻也是用相同的，將另一方設想為毫不講理的方式在進行「討論」。而由於這些論述看起來理性又不那麼無禮，比那些有強烈主張的人來得溫文儒雅，許多立場尚不明確的人會更願意去聆聽這種聲音。當這樣的聲音是在為弱勢者辯護時，或許能稍稍平衡一下長久以來傾斜的天平，但往往這種「中立理性」的論述，有很高比例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一方，試圖去消解討論、去說服大家維持現狀。

　　常見的「中立理性論述」的核心結構是：「雖然既得利益者／加害者有一些不對的地方，但弱勢者／受害者自己也有責任」。這種「弱勢者／受害者也有責任」的結構時常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有時表現為辱罵、有時表現為惋惜，另一些時候則表現為關心和善意的提醒。

　　在性犯罪受害者的處境中我們可以找到特別多的例子，人們會去評論受害者的服裝、行為、出入的場所與時間，去以一種和「錢財不要露白」相似的邏輯說出「女孩子要懂得保護自己」。以一種「如果過馬路時注意一點就不會被車撞」的方式去說「早就跟你說過晚上不要走小巷子」。

　　但一個通常不會出現在其他受害領域的結構卻單獨地出現在性犯罪受害者身上，一個被人毆打與威脅後不敢報警的人不會在事後被人問到「你當初沒說，是不是事後反悔？」，但性犯罪的受害者卻會。

　　這些表面上的「中立」與「證據主義」其實是建立在一種對性犯罪受害者先決的不信任，以及不真誠地把「合意性交」和「強暴」之間的決定性差異輕易地抹除。透過「男性主動、女性被動」的刻板性別腳本將那些強迫的行為無害化或視而不見，彷彿性犯罪與否真的是當事人的一念之差而已。

　　這樣極端的論述都已經能被接受的前提下，更多表面上看起來相對無害，卻也同樣無視受害者自身經驗的，從不同方式進行的對受害者的質疑。我們會看到，這些質疑不見得是帶著惡意的，但他們往往展現了他們對受害者經驗的毫不關心、以及對性犯罪議題乃至於廣泛的性別議題的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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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一種很大的聲音是「用MeToo掩蓋其他消息的陰謀論」。就像過去討論過的，陰謀論的一個特點是它建立在一個小的事實上，但卻從那之上長出誇張與偏頗化的、有特殊取向且無法被否證的論述。新聞的資源和人們對它的關注度有限是一個事實，對於藝人被爆的消息的報導大過其他議題也是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但這其實並不能推論出「MeToo是用來掩蓋消息的」，更不應該被推到「MeToo是一種政治操弄」。

　　下一種看起來更加「中立」的態度是「我很疑惑」。這樣的表述者或許是真的不清楚，或者以這樣的方式自我包裝。但他們的「為什麼」卻透露了一些不太友善的懷疑：「為什麼隔了那麼久才說？」、「為什麼選在這個日子說？」他們並不直接去宣稱陰謀論，但卻隱含地在說「會在這個時間段說，有什麼其他的用意吧？」即便這樣的問句沒有直接的負面評價，卻也表達了一種根本的不信任。而即便我們不去看這種不信任，這種「解惑」也完全是從提問者的中心出發的，沒有對說出受害經驗的表述者的關心或尊重。

　　關於「檢討受害者」相對明確的討論與批判，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但卻始終還是一個加害者與保守社會常用的策略。在法律實踐上，放大原告一些「不那麼光彩」的生活史成了加害方律師的常見策略，只要受害者有任何表現得不夠「完美」的地方，加害者的責任彷彿就更輕了一點。

　　同時，這樣的思路也滿足了人們典型的「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世界觀需要。去尋找被害人的「瑕疵」可以給我們一種「只要我不ＯＯ，就不會遭遇這種事」（譬如不走夜路、不穿著清涼、不和異性一起喝酒）的錯覺，但我們已經看過太多的例子，這種想像中的「防護網」是不存在的，讓性騷擾與性侵害得以發生的往往是暴力與權力關係，而不是受害者的行為或服裝。

　　在結構問題以及對加害者的處理方式沒有建立起來之前，再多的培力、再多的「內在力量」都只是一種事後的、治標不治本的安撫。在這個還不夠好的環境之中，這類「避免危險術」或「從傷痛中快速走出來術」的確對需要的個人有其效果和幫助，但在這之外，我們還需要把更多的焦點放在如何讓環境變好上面。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整體社會氛圍和法律能真正調整之前，我們至少要做到的事情是，給願意說出自己經歷的受害者更多的信任。不要讓加害者可以再覺得「反正沒有人會相信你」、「反正明天你也不會記得」。

　　如果世界是傾斜的，你的「中立」就不是中立。有些語言一直是被壓抑的，有些時刻是她們少數有機會在公眾表達的時候。如果你「誰都不想幫」，或許該朝受害者與弱勢群體傾斜一點，而不是不自覺地站在她們的對立面。社會對人的分類方式一直都不是公正的，為了在公共討論中不偏頗，我們可以要求自己盡量細膩和清晰。但如果我們不想讓自己的聲音被既得利益者或「維持現狀」不顧意願地收編，我們必須主動而有立場地說話、主動和受壓抑的群體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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