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關係、固有價值、與理所當然的「相對啟蒙感」

〈世代關係、固有價值、與理所當然的「相對啟蒙感」〉2023-07-21

　　關於現代性，我們經常首先想到尼采的「上帝已死」與韋伯的「必須做職業人」。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一個沒有明確方向的世界裡，奠立一種長期的與專技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下，沒有真正已知的路可供依靠，前人的建議可能有時有參考價值，但終究你必須倚靠自己來建立你自己的世界觀體系。這是現代人的處境。

　　但我們真的存在有一個價值先天地豐沛的、且不必做職業人的時代嗎？那種會被理解為前現代與傳統主義的世界是一段真實的特定過往，還是就像那永遠存在於過去的黃金時代，永遠有那個「不夠啟蒙」的時間點？

　　無論任何一個時代，我們經常看到世代之間的爭議，往往前一個世代的群體被後一個世代的人認定為保守、甚至不思進取。我們可以從孩童對比於成年人的可塑性來思考這個問題。黃武雄認為，孩童並不先天地擁有偏見，也比成年人更容易消除掉偏見，他認為這是孩童尚未被文明影響的自然能力在發揮作用。

　　但如果我們並不使用這種有過多形上學包袱的「自然能力／文明能力」區隔，而是單從現象的角度上來說，其實這個差異也不難理解。「偏見」一詞明顯帶有負面意涵，但我們也可以將之理解為稍微中性的「對某件事的固著看法」。一名五歲孩童即便有偏見，其形成的時間也相對短暫，被自圓其說地當作證據來不斷強化的經驗也還並不多。

　　但一個擁有偏見－－無論是性別的、族群的、或任何種類的偏見－－的成年人。我們都可以想見他在數十年的生命中，除非經歷某個重大到足以扭轉其印象的衝擊事件，這項偏見就會不停地強化（在社群媒體與「同溫層」的時代，這種強化甚至更為激進）。要去影響一個人根據自身經驗積年累月得來的想法是非常困難的，這使得多數個人隨著年紀漸長，思維就愈加固化。

　　另一方面，隨著年齡階段的變化，我們愈加需要承擔一些社會責任與家庭責任。在這樣的架構下，我們必須要有一套相對安定的價值觀才能夠進行較長遠的計畫。在長年的社會活動中，人的價值觀便隨著其生活方式而逐漸安頓下來。如此一來，這些價值觀就不僅僅是某些「學術」與「理論」，如果要去調整與修正，將會挑戰到自己過去數年乃至於數十年的行為方式。這將如同撕開傷口一般令人不適。

　　一種相對惹人厭但常見的例子是「我以前那麼辛苦，你們不能這麼輕鬆」。譬如許多人對兵役時長的討論、對學生上下學時間的討論都是以這樣的思維在進行。另一種表現則是拒絕社會進步，譬如拒絕去承認某些行為具有性騷擾的意涵，否則就必須要去將過去的自己理解為是一個長期進行性騷擾的「壞人」，那是特別令人不舒服的一種狀態，所以即便自己也不真的覺得合理，還是必須要去說那些事情沒關係、去捍衛能做那些行為的權利。

　　在這些意義上，任何時間中的兩個世代都會將較年長的那一輩理解為一種相對擁有固定價值、較為按照既定規範的世代。我們會去相信這較長的一輩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承接了過往歷史中的「先天價值」，但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或許只是我們共同地將這一輩因人生階段所做的改變投射過去的結果。

　　就像許多學者都有一種神秘地將皮亞傑式的兒童發展進程與人類史做對比的傾向，並因此難以割捨那潛藏在一切考據之中－－沾沾自喜的進步史觀。彷彿只要我們夠自信與精力充沛，未來總會比過去更好。也彷彿過往的人都是被某種傳統與神聖的先天價值和規範所束縛，唯有當代人是真正的在開發一條嶄新的道路。

　　然而這樣的一種歷史知覺，有多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從社會人口互動擴展出去的歷史感受？又有多大的程度是一種每一個時代裡作為當代人的人類的集體偏見？

　　「上帝死了」這一宣稱的確具有代表性意義。宗教對人的影響與科學和民主對人的影響也顯然不能畫上等號。但我們這個時代真的比較不像過往時代那樣有一些先天的價值嗎？擁抱「新價值」的當代人對於科學主義與人權觀念與特定的社會關係之服從真的與過去的人類對宗教教條和封建倫理的服從截然不同嗎？

　　那影響著每個時代的人類的最高價值根源如果真正是沒有形象的，那祂或許從來就沒有死去，只是以另一種你沒有認識到的方式、用純潔的新肉身重新降臨、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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