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曼的困惑與人文學的價值（二）：困難的詞彙〉2023-05-27
《三個傻瓜》或許是最多台灣人看過的一部印度電影，在其中一個經典橋段中，老師要主角說出機械的定義。主角以風扇、電話、計算機與拉鍊等生活中常見的用品為例，試圖去給出一個「人人都能聽懂的定義」。但那堂課的老師更喜歡另一位同學背誦的書本定義，譬如說「由實體物件連結構成」、「有受約束的相對運動」、「能量與動能相互轉換」等等。
在那段情節描述的情境裡面，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區分出什麼是真正在嘗試理解與描述、應對實際世界中的概念與對象物，什麼是應對一個「固化的死的知識」以及賦予這些知識意義的－－以考試成績決定一切的填鴨式教育。
對填鴨式教育感到不滿的人並不只有飾演劇中主角的Aamir和導演Rajkumar Hirani。許多的教育者、知識分子或希望下一代能更好的過來人，也都表達過對考試教育的不認同，其中也包括了物理學家費曼。他認為人們努力地考試並教導下一代如何考試，卻還是常常什麼都不懂。他認為課本只是一個幫助教學的工具，好的教師不會照本宣科地填鴨給學生。
如果讓費曼看到這部電影，我們會相信他應該更加欣賞主角的思維而非另一位同學展現的死記硬背。但他會因此認為我們不需要去理解包含了那些「困難辭彙」的物理學定義嗎？作為一位物理學家，他會知道為什麼那些定義是那樣說的，也知道使用那些概念與辭彙為什麼是重要的。對費曼而言，問題在於一名專業者要有能力去表達給那些本來不懂的人知道。
曾有一名大一生問了他一個關於基本粒子與費米統計的問題，他告訴學生之後上課可以來講這個。但幾天後他有些難受的告訴學生，他沒有辦法把他簡化到大一的程度，「可見我們物理學家自己還沒有真的搞懂這件事」。
看起來每個人都懂，其實是因為每個人都不太懂
我們可以注意到，「費曼式」的對人文社會學科的排斥是兩個截然相反的面向匯集在一起的結果。一方面是人文社會學科談論的事情都有其生活化的面向，相較於其他不成為專業人士幾乎難以建立相關經驗的學科內容，每個人對人文社會領域談到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經驗與觀點。這使得這些事情看起來太過簡單，好像誰都能插上一嘴。
但另一方面，費曼相信這些學者常常連自己都沒有搞懂自己在談論的東西，就像他承認他沒有能力向那名大一生說明那個理論是因為連物理學家自己都不是太懂，他甚至在演講會場裡明白地表示「我可以很肯定地說：沒有人真正理解量子力學。」他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確有一種傲慢，但他的那種傲慢的種種起源因素之中，也包含了人文學者與社會學者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出的傲慢。
然而，就像大眾對「政治正確倡議者」的過分高估一樣，人們也在自己與人文社會學者之間拉開了無法跨越的距離。事實上，在人類的歷史裡面，的確存在著很長的一段時間，哲學家、宗教家與政治家傲慢地為世界下了許多定義，並且威權式地給了很多「人應該要怎麼做」、「人不能怎麼做」的枷鎖。在民主思維逐漸展開的今日，每個人都更加願意去捍衛自己對於一切事物做出從自身出發的詮釋與評價之權利。
於是，人們把「應該彼此尊重，其中也包括尊重不同族群」的這種基本的良善思想也當作和過去一樣的威權規則。彷彿有人拿著刀架在米老鼠的喉嚨上，逼迪士尼下一部真人版電影的主角不能再是白人。作為一名勇敢的、具反叛精神的自由的人，我們應該在各個公開場合開那些歧視玩笑、應該在聊天室裡刷地獄梗，「那是我們的自由」。
在啟蒙化與民主化的時代裡，人們掙脫了哲學與神學的枷鎖高聲歡呼，現在已經沒有理由要再去理會那些繼續對我們的生活高談闊論與指指點點的「知識分子」了。「希拉蕊如果去對失眠患者演講，應該可以賺很多錢。」川普的支持者們一邊鼓譟一邊大笑。
每個人都不懂，但有一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不懂
如今人文社會學者對大眾而言最尊敬的「用法」就是當作一個KOL，我們可以去「看看這個人的意見」，同意的話他就是一個可以拿來引用和引發其他人認同感的權威；不同意的話，罵兩句「蛋頭學者」、「活在象牙塔」之後繼續去找和自己相似的觀點。
這些不就是「生活」、不就是「政治」。不就是到處握手和耍嘴皮子？所以一轉念，說不定醫生也可以當市長、說不定公司大老闆也可以當總統。其背後隱藏的思維是：這些事根本就不是一些專業的事。
鄧育仁在〈哲學研究的困境與挑戰〉開頭裡提到，一位資深的自然科學家在會議前問了一句「人文有學術嗎？」，他覺得這句話就像是對人文學者「補了一刀」。但其實情況還要再糟一點，甚至人文社會科學院(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裡面的學生，都會疑惑所以這個名稱的意思是只有「社會科學」是科學，「人文學」不是科學嗎？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個「人人都相信自己能給出自己意見」的現象，不就正好讓這些學問得以受全人類的檢查而不僅僅限於科學社群嗎？的確，有一些辭彙沒有辦法讓人們立即地明白它是什麼意思，但它們就像是「能量與動能相互轉換」一樣，不僅僅是讓我們有機會更了解自己使用的那些機械，還讓一些人有機會親手創造出那些機械。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你即便不是一個工程師、工人或發明家，你每天都要在社會中處理那些人跟人之間的往來關係，如果你對於階級、對於平等、對於多元、對於尊重沒有任何理解，你就會像把一大塊純鈉丟到水裡一樣，因為一份信手亂寫的文宣在社會上引發爆炸。
不同的詞彙，不同的世界
的確，在實踐場域裡面，我們不時會看到那種令人感到不耐煩的討厭狀況。一個人以一種「我就是比你懂」的姿態丟兩個概念出來，甚至直接丟一本書名說「跟你講也沒有，你看了就知道」。我不知道通常的人會怎麼反應，但我的話八成不會去看。在這一點上，費曼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如果我們沒有辦法試著去把一件事情說到讓沒有先備知識的人可以初步理解，我們就只是在自己的圈圈裡玩弄術語。
談話的雙方一開始勢必要從自己運用的「典範」或「詞彙組／概念組」出發，但當你丟出一個原先不存在於對方範圍內的辭彙－－因為你相信這一辭彙才能更準確地表達－－時，你必須要給出更多關於這組思維系統的說明。
當他知道你使用的系統在說什麼時，他才會知道你為什麼要說被地球繞著轉的是一顆恆星；如果你沒有給出系統，當對方說「我知道太陽啊，你說的不就是那顆東昇西落的大火球？」，去說他無知則一點道理都沒有。
對於一些有意識與有理由地使用「困難辭彙」的人來說，那些詞和日常用語很可能是不能輕鬆地互相轉換的。譬如他可能會告訴你：文本其實不等於書。不只是在「概念」不等於「乘載概念的文字」的層次上，有時候一個現場或一個事件也可能被視為文本。
甚至，一些特別具有創見的學者也時常感覺自己需要去創造新詞，那很大程度是因為他感覺到現存的詞彙沒有一個能夠讓他完整表達他想說的意思。即便一個新造的詞也還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對應，但至少可以讓讀者需要去重新設想這個概念，因為他「雖然和某個概念很像，但不是那個概念」，唯有使用了這個過去沒有人以別的方式使用過的詞彙，才有可能成功地將讀者捲進一組全新的思維。
還是要避開「術語的陷阱」
但同時，這裡的確存在某種陷阱。我們也可以像寫一張編碼表一樣去給出一組一一對應的概念，來用複雜深奧的語言講一些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事。
的確有些人（無論是有意或是無意地）在做那些費曼討厭的事。但這樣的現象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於一切嚴肅的學術都沒有強關聯。任何的專業領域、甚至同好社群、地緣社群、血緣社群都會有自己的一套詞彙。
一些所謂的「黑話」，有時候就是小圈子裡的習慣說法或專屬簡稱。譬如遊戲玩家多半會知道"Nerf"是削弱、"Buff"是加強，但知不知道這兩個詞的意思其實並不直接妨礙或幫助一個人理解遊戲運作。這些術語能加速社群內部的溝通，但無形中拉開了內外之間的隔閡。
當我要向一位非玩家講解遊戲玩法時，我完全可以避開這些詞，或者在提到這些詞時迅速告訴他這些詞是什麼意思，甚至順道說說關於"Nerf"的詞源小故事。但當一名沒有人問的新手自己上網找資料時，我們可以想像他會在那張術語對照表面前感到十分麻煩，而這還是在他對想要玩好這個遊戲感到興趣的時候。
那如果一個人像費曼一樣對人文社會領域不感興趣、或像那些張口就是歧視言論的網友一樣對平權不感興趣。若我們真心希望對方聽得懂自己說的話，至少需要和在巴哈姆特上面認真寫遊戲攻略的熱心玩家一樣用心。
延伸閱讀：
〈「好好說話」與對更好社會的想像力：關於苗博雅與統神的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