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平均會搬家幾次呢？有多少人是一輩子在同一個地方出生、長大、老去？沒有離開，是因為選擇留下來，還是被留下來？我翻開《留下來的人》這本書，想藉由觀看他人的經驗，對於我那彷彿紮根樹木離不開土壤的母親，也許能多一些客觀的認識。
大學時期開始多年的北漂生活，對我來說，搬家是一件想做就可以做到的事。而我的母親恰恰相反，對她而言，離開那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是絕無可能的。藍領階級的母親與父親從年輕時期開始，日以繼夜在悶熱吵雜的小工廠裡重複身體的姿勢、動作、節奏，日復一日，夫妻倆終於在邁入中年之初，胼手胝足共同存下人生第一間房子。
在此之前，我們在別人家的屋簷底下生活了十多年，租屋處距離新家僅一公里左右，並不遠。父親與母親工作的地方，距離新家其實也只大約六、七百公尺，十分近。從新家到成為老家，家裡到工作的兩點之間，就是母親的生活圈，日常生活採買、散步活絡筋骨就在這個範圍內進行。在父親過世之後，唯一會操作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的母親，也因此幾乎失去移動的能力，每天的活動範圍由她熟悉的景色、建築、人物所構成，她在這裡感到安心、自在。我常開玩笑地對母親說：「你真是『在地人』呢！」
康舒雅《留下來的人：偏鄉高齡者的生命紀事》（游擊文化出版）
安身立命的所在
老人家不願離開地方是很能想像的事，搬離一地等同於拔除他們的根源、需要重新適應。但除此之外，還牽連到更深層的原因——這裡是公媽廳安放的所在。（PP. 164-165）
母親也是不願離開地方的人，對於不願離開地方的高齡者們而言，這裡有他們的習慣、文化、人際、工作。但我忽略另一個更底層的原因：除了對於這片土地的記憶，更是因為他們透過身體的勞動，在這片土地建構出了個人的生命史。他們的勞動生命史源自於這片土地，也在這片土地上成家立業、生養後代，更提供後代開枝散葉的養分。那一代的長輩們透過與土地緊密關聯的身體勞動，實現了個人的價值。離開土地不僅是情感的斷裂，更是與個人勞動價值的實踐場域及歷史的斷裂，這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
閒不下來的退休生活
據她的說法：「我人都閒閒，加補一張，就加趁一張的錢！」（P. 136）
《留下來的人》書中的雀仔其實不需要再透過身體勞動獲取收入、維持家計，但她還是持續地將生活中一部分的時間用來從事過往熟悉的工作，在已經沒有人要做、沒有人能做，甚至可能已不被這個時代所需要的補漁網技藝中，繼續證明自己是有生產力的，在折騰身體的活動中，持續實現她的勞動價值。
母親也是這樣的人，忙了大半輩子，即使已經開始半退休的狀態，卻堅持上班日依然維持原本的作息，要到工作的地方走走看看，與同事聊天問候。我曾多次勸母親不如將工作徹底結束，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她總說：「加減做，加減賺。」也許母親未必真的需要再多賺那麼點微薄的收入，而是在維持她的勞動生活，延續她與父親曾經一起實現的勞動價值——為家人撐起一個可以遮風避雨、屬於我們的家——那也是他們足以證明個人價值的活動與歷史。
對於這一代人而言，身體是他們經驗世界的基礎，也是他們在世間有所作為的實踐之源。不作穡不等同於退出勞動生活，選擇較為輕鬆的短期蔬菜、只圈出一小塊地（許多人的那一塊地只有不到一分地的大小），便是他們鞏固自己立身處世根基的作法。（PP. 160-161）
移動的能力與權利
母親在移動這件事情上是很依賴他人的，以前依賴父親，後來依賴子女，所幸她並不那麼樂意移動。如果說母親像土地，那麼我必然是風，我是一個不斷探索的人，移動是必須的。看著母親，我開始想像自己的老後生活：在我年老後，可以安心地行走在街道上嗎？能夠舒適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在城市裡移動嗎？
城鄉與交通的規劃是否將相對弱勢、邊緣的族群需求納入考量？這些族群的發聲常被忽略，或者根本不懂如何發聲。為何掌握話語權、決策權的人們，通常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投資報酬率作為政策的評估？他們是否設想過自己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也將成為移動能力受限的高齡者？他們是否想像過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在一百年後的景象？
但願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裡，不論居住在這片土地上哪一座城市或鄉鎮的你我，都可以逐漸拿回移動的權利。
為什麼這些不便於行者的日常移動需要，沒有納入公共討論，擬出適切的方案？這些差異的移動圖景，指出了人類社會中權力、權利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位處邊緣的高齡者如何移動至他方獲取生活所需，是一項嚴肅的政治性課題。在進行相關政策設計時，不應將高齡不便於行者視為「異常者」，而必須將移動作為人類的基本權利，考量到所有狀況的需要，將其視為普遍經驗，並且體認：「每個人都是仰賴公共領域的環境才能順利移動。」（P. 183）
閱讀書目
康舒雅（2024）。《留下來的人：偏鄉高齡者的生命紀事》，游擊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