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哲學批判的一個關鍵的類比思考是:革命可能不是馬克思所謂的「世界歷史的火車頭」,而是「拉動緊急剎車的嘗試」。〈歷史哲學論綱〉中的這段提醒,揭示了班雅明所謂「停頓」的意義。
過去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是一種自動的進步進程,但存在有另一種可能,所謂的「階級鬥爭」的歷史並不會自己結束,資本主義的崩潰並不會自己發生。倘若階級鬥爭持續存在,那受壓迫的永遠是無產者,他們將成為永遠的「輸家」。
即使馬克思主義式的歷史變化邏輯是說得通的,歷史中存在著人,資產階級會藉著自己的地位優勢去捏熄火種,技術性地干預那可能來臨的毀滅。如果我們什麼事都不做的話,改變不會自己到來。班雅明相信一種歷史唯物論的彌賽亞時刻,但前提是,我們需要讓未來開放為能夠被跨越的門檻。
歷史唯物論的目標是無階級社會,那不僅僅是當前存在的階級狀態取消,不僅僅是當前受苦的人能夠得到解放,他所要取消的是過去(至今)的整個看待與形塑歷史的方式。在這一點上,它被認為與猶太信仰中的彌賽亞主義有高度的親和性。
當彌賽亞時刻到來,過去的書寫方式被認識到是指是「神話的」與「偽神聖的」,當前的制度、禁令、規範被認識到是被有階級的歷史所給定的。於是這些讓受壓迫者受苦的法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某種「真實的世界」與「真實的時間」。
如同前面所說,世界並不會自己「推進」,它抗拒將要到來的世界,堅持著重複與保全自己的念頭。若要讓過去未曾發生的那種「真實的世界與時間」出現,我們需要一種如同戲劇中主旋律驟然停止的「中斷」,一種超越於當下世俗暴力的神聖暴力。它打斷了既得利益者手中不斷運轉的世界,朝向新的,我們無法明確想像的另一種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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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階級社會的世界秩序要求一種非世俗的解放。在那裡,就像霍布斯擔憂的,我們回到一種沒有國家主權保護的赤裸生命,我們赤裸的面對「法」,法也赤裸地展現它的暴力。
法西斯暴力的出現以及對法西斯暴力的反思向我們揭露了左派思想中現存的兩重危險性:由於「階級鬥爭的歷史」的思維方式,歷史中的各種不正義都成為了一種常態。人們對於法西斯式的暴力或各種在國家制度內的荒唐行為感到驚愕,但這種驚愕卻因為「歷史自動進步的進程」與「必然勝利」的信仰而成為一種僅僅的「這個時代竟然也會發生這種事」後匆匆被遺忘,未能轉化為一種知識與哲學的開端。
對於這樣的問題,班雅明指出我們需要去促成一種「真正的緊急狀態」,去將那一斷點、神聖暴力帶到這個世界當中,去作出足以震撼當前秩序的真正革命。然而這樣的想法也讓部分班雅明研究者感到疑慮,Rochlitz認為在納粹掌權的時代裡,班雅明有這樣的思考是無可厚非,但這樣的想法不能被普遍化,否則可能會造就更多的恐怖與極端。
法西斯暴力向我們揭示了一種「有意的例外狀態」,透過一些具體存在的緊急狀態,政府的權力過分地擴張,並且制度性地讓它恆常化。戒嚴狀態是一個標準的例子,台灣經歷了數十年的戒嚴時期,那種應該是極端例外狀態的狀態,成為了甚至貫穿許多人一生、並持續影響著當下時代的通常狀態。經歷納粹時期的班雅明理解到,這種狀態其實是被當前的這個史觀包容的狀態,真正的驚愕應該要呼喚出對於當前史觀的批判、召喚出每個人都擁有的一絲彌賽亞力量。
當我們再次思考霍布斯,我們會意識到,任何的常態法律都是以例外狀態最為前提,只要國家(或控制國家者)透過任何方式擴權,我們會隨時回到「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那樣的悲慘狀態,會隨時處於沒有一絲文明權利的「裸命」。就像全世界多數政府在防疫時期做出的擴權,有多少權力它們收走之後會還給人民?有多少人在所謂「正常狀態」中應有的人權,直接在那段時間中被犧牲、永恆地失去?
在班雅明的思考裡面,彌賽亞力量和歷史哲學批判是緊密關聯的。我們需要去對方向錯誤的失速列車踩下剎車,去製造停頓、去將糟糕的律法與狀態「暫時處分」。去從線性的或幾何的時間觀中撤退出來,回到沒有被法約束的那個位置。把過去的人沒能經歷到的那一正義,還給民族整體、還給人類整體。
前篇:
〈《記憶與救贖》讀書會(一):
種族滅絕與大屠殺在歷史理性中的不可能(不可以)〉
〈《記憶與救贖》讀書會(二):
彌賽亞的「此岸」性格與非神話式的面對〉
〈《記憶與救贖》讀書會(三):
世界會記得,我們會將之重新拾起〉
〈《記憶與救贖》讀書會(四):
必須回到「那未曾被實現過的正義」〉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