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向一個你覺得特別需要的人介紹「非暴力溝通」,他立即的反應很可能是「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講話平常都很暴力嗎?」。而這樣的反應,恰恰彰顯了非暴力溝通的重要性。
在很多時候,人們用一種抱怨、甚至彼此責難的方式說話。之所以我們會去將這些話表達出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渴望被聽見、希望能夠與他人達成交流,希望讓自己不快的事情可以得到改善。但在作為接收者的一面,當我們感受到自己被說話者指責的時候,我們便很難覺得自己跟說話者站在同一陣線。
於是,在這些日常的、我們以為的溝通中,我們經常無法好好地接收到對方的需求、也沒辦法恰當表達自己的需求。我們釋放了我們的負面情緒,但它們並未真正被疏導,而是傳遞到另一個人身上,甚至浸染進彼此之間的關係裡。
人們之間爭執的劇烈程度,時常大於兩人實際立場或需求的差異,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些負面的「溝通方式」無法真正在人與人之間建立連結,反而將對話的雙方擺放上一種對立的情境。就像我們或多或少有過的那種經驗,你還在和某個人激烈地爭辯某件事,但其實,你已經搞不清楚你與對方立場之間有哪些差異,甚至不太確定在爭論的是什麼事了。可是我們卻還是「不想輸」,「否則好像就是我錯了」的感覺讓自己一直接續前面的話頭,直到某一個人累了、或有其他事情要做。
而之所以我們以那樣的對立方式「溝通」,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已經陷入「對錯」的漩渦之中,任嚥不下的「那一口氣」控制住了自己。另一方面,則是我們有意無意地想要改變(或操控)他人的想法或行為,就像所謂"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我們想要更加地心想事成,想要如嬰兒時期一樣,餓了渴了激動了,就會有人來餵養與照顧我們的需求。一些時候,人們成功地讓自己服從另一個人,但那不僅僅不是溝通成功了,甚至意味著溝通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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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Marshall Rosenberg)博士認為,「非暴力溝通」是一種有助於我們彼此建立連結,滿足需求的理念與可實踐的行為。在他建立的方法中,這種溝通方式可以分為四個部分「觀察」、「感受」、「需要」和「請求」。許多希望能夠快速做出行動來改善關係的人會直覺地著重在「觀察」與「請求」這兩個「好操作」的行為上,他們開始強調自己看見的「不帶評判的客觀事實」,並相信,只要恰當地、溫和有禮的陳述出來,就能夠讓對話變得更好。
但很多時候事情不會因為你避免參雜自己的評判或說話比較「理性」、「禮貌」就能得到改善。而是,從聽話者的角度來說,你僅僅是使用了一套「說話技巧」。即便那些話的語氣和用詞變得和善,受話者還是會感受到那之中「改變」乃至於「操控」自己的意圖,因此無法關閉AT力場,還是將你視為一種外在的、可能需要對抗的對象。
然而,當我們聚焦於中間的兩個部分,開始關注「感受」與「需求」時,整個溝通模式就可能得到改變。當你「客觀地描述」你的觀察,譬如告訴你的室友「沙發上有一些散落的、穿過的襪子」,並禮貌地提出「你能不能收一收,之後也放在固定位置」的請求時。他也許不太能提出什麼反駁,但很難不覺得你在責備他。於是他敷衍了事,幾天後,襪子再次出現了。
但如果你思考並說出你自己的感受(凌亂的客廳讓我感覺不自在、如果常常要幫忙收的話會覺得很累)與需求(我覺得我需要一個相對整齊、乾淨的空間)時,對方便會接收到「噢,這些對我來說無所謂的事情,好像造成了你的麻煩」,他便更有可能基於對你的感受的在乎,(感受到自己)主動地想要調整自己的行為。
或者,他也會反過來說出他的感受和需求,譬如說他常常一回到家都累癱在沙發上,所以有時候才會不小心把襪子脫在那裡。在你說出來之前他覺得沒那麼嚴重,但之後會注意一點。其中一個人也可能接著想到,或許沙發旁邊可以放一個洗衣籃,這樣他就可以直接把襪子放裡面,不會髒亂,之後要洗也不用四處收。
退一步來說,即便溝通的成效並未那麼快出現。去經常性地覺察與認識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也是有益與重要的。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自己的「地雷」,面對一些特定的事情,我們往往一下子露出了平時不會露出的負面情緒。
基於我們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很多時候我們會立即地將一些說法或行為認識為錯誤與不可理喻。我們相信自己會不高興是因為「那是錯的」。但它如何錯?這樣的錯以何種方式激發了我們無法冷靜的一面?我們卻鮮少主動去辨識出來。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如我們希望地去落實「非暴力溝通」,是因為我們抽象地運用著那些彼此對立的意識形態,想像出一種與自己無關的「理性客觀的理由」,以之為標準去批判對方、要求對方改變。然而,那往往只是讓我們與我們「號稱」要溝通的對象距離越來越遠。
但我們永遠可以去回頭檢視自己在面對這些行為與議題時的真實感受、去梳理這些所謂的「道德上錯」的事情如何或近或遠地關連到讓你特別在意此事的一段生命經歷。認識它們、表達它們。在很多時候,連結與感同身受的力量,將遠大於我們有著過度信心的「說之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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