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不正義是一種結構性的謀殺〉2025-05-23
很多年以前，我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讀到一段情節：主角與一名陌生人在狹窄道路上相逢，對方絲毫沒有讓道之意，主角也下定決心「這次」不要像平常一樣自己閃開。
千鈞一髮之際，主角還是本能地閃避了，然後狼狽地失足跌坐在地。對方毫不在乎，跨過主角，繼續走著自己的路。
道路特權與不正義的社會
在一些人的認知裡面，較「強」的一方似乎可以不付代價地忽視別人，若的一方只能退讓，或者承擔「相撞」時的惡果。但這樣的想法其實忽略了一個前提，那便是，敘事中的雙方身處於一個不正義的社會。在那個社會裡，沒有充分的規範，人也沒有作為值得活著的人應有的良善。
這不僅僅是某種限定於文學或哲學中的討論。在我們生活的城市裡面，我們每一次穿越馬路，彷彿都遭遇了一次這樣的「狹路相逢」。
在綠燈的情況下，行人應當要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穿越斑馬線，但實際的情況是，轉彎車與違規車輛依然會彷彿你不存在般加速行進。我知道我不該退讓，但這裡的「膽小鬼博奕」極不對稱，硬碰硬的代價對行人來說是無法承擔的，在最後一刻，行人只能像地下室人一樣，在受傷的風險跟屈辱之間選擇屈辱。
而且，這個身分的差異並不是會公平地互換的。雖然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行人，但有一些群體注定在行人裡面佔據更高的比例。譬如說負擔不起養車成本的人、家中承擔照顧責任，鮮少有駕車機會的人、無法考照的未成年人、或社會上其他弱勢群體，以及－－主動選擇大眾運輸工具，在「交通的囚徒困境」中，選擇合作卻被背叛的人。
這帶領我們看懂一個事實：一個社會對行人權益忽視的程度，深深關聯於對社會弱勢忽視的程度。「個人交通工具」成為一種特權的載體，當城市的設計愈為汽機車打造，這種不合理的特權就愈顯著，而且是用每個人更大的危險去交換。
超過飽和的汽機車數量與結構性的謀殺
幾天前我目睹一名母親推著嬰兒車走在馬路的邊緣，她想要走在騎樓裡，但騎樓停滿機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她上去。「謀殺」二字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我無法把這兩個字和那些機車的擁有者，以及宣布可以「騎樓全面開放機車停放」的市府團隊分開來想。
當這個政策被正式公布，就意味著市政府願意人們在騎樓騎機車，或者，務實地說，市政府評估之後，決定讓更多的行人在騎樓上被自私的騎士撞死，以此來彌補早就超過飽和的停車空間。
但這些人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停車空間會飽和？不就是因為汽機車超過城市可以負荷的數量嗎？但他們想的並不是如何透過調整持有汽機車成本來降低車輛數，而是犧牲行人的安全和城市的空間，人行道消失，到處都是醜陋的停車場與立體停車場。
各縣市首長每到了選舉都說要蓋捷運，但他們卻沒有為改變用路人習慣做出相應的努力。結果就是，許多風光剪綵的大眾運輸，上路後實際運量都低於原先的評估。蓋了沒人用，行人每天繼續在街道上跟死亡擦肩而過。
行人能夠怎麼反抗？就算交通法規中於試圖強化行人路權，不讓的車依舊不讓，相關的規定還要被嘲諷為「帝王條款」，好像行人過馬路時不小跑步，就是「自私、傲慢」。
而這彷彿是在說，年紀大或行動不方便的人、帶小孩的家長，都應該滾回家裡，不要慢吞吞地過馬路，「浪費」開車人尊貴的、高產值的時間。我極度厭惡這樣看待事情的人，以及讓社會變成這樣，卻想都沒想過自己都在做什麼的人。
這個衝突的核心在於，規劃城市與制定政策的那些人，對於「城市的使用者是誰？」這個問題的認定：路應該是給人走的、還是給車走的？城市應該是給人住的，還是給車通過的？
經濟發展可以是一件好事，但無論經濟再怎麼好、企業利潤再怎麼高。如果連綠燈正常穿越斑馬線的行人，都會被目中無人的車輛一頭撞上，我無法真心認為這是一個文明的國家該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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