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令人扼腕的消息在網路上流傳:同濟大學的優秀博士生杜梅,因患癌症不幸去世。這位年輕的生命,曾在學術道路上奮力拼搏,留下了一篇篇優秀的論文,也留下了「不想我的人生如此沉寂」的感慨。
杜梅的故事,引發了廣泛的同情和惋惜。人們哀悼她英年早逝,敬佩她對學術的熱愛,也感慨她短暫而又絢爛的一生。
然而,在同情之餘,一種微妙的情緒也在悄然蔓延。不少網友在評論區留言表達了敬意,也坦言,雖然欽佩杜梅的成就,但並不願意過她那樣的人生。
高強度的學術壓力、對成功的執著追求,以及最終被病魔擊倒的結局,讓許多人感到一絲絲後怕和疏離。
這種矛盾的心態,引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對某些人充滿同情,但在同情之餘,又會不自覺地想要與他們保持距離?
我們同情杜梅,但我們真的願意像她那樣,將所有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中,以至於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牽掛著未完成的論文嗎?
同情,無疑是一種美好的情感。它讓我們能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並願意伸出援手。
然而,同情與行動之間,往往隔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我們會為一個身患絕症的孩子流淚,會為一個在地震中失去家園的家庭捐款,但我們很少會真正地走進他們的生活,去承擔他們所承受的苦難。
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實則根植於人類的本能。同情是一種情感,但靠近或遠離的動力,則更多源於一種直覺,一種遠古以來遺傳下來的自我保護機制。
情感神經科學的奠基人之一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提出了人類和其他哺乳動物共享的七種基本情緒系統:
這些情緒系統深深植根於我們的大腦,並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幫助我們的祖先趨利避害,生存繁衍。
潘克塞普認為,同情與「照顧」(CARE)系統密切相關,該系統由催產素等神經肽調節,負責促進母嬰聯結、社會依戀和親社會行為。當我們看到他人受苦時,我們會本能地產生同情,並願意提供幫助。
然而,同情也與「悲傷」(PANIC/GRIEF)系統有關,該系統與分離焦慮和社會依戀的喪失緊密相連。當我們過度沉浸於他人的痛苦之中時,我們自身的「悲傷」系統也可能被激活,從而引發焦慮、恐懼等負面情緒。
為了保護自己免受這些負面情緒的侵擾,我們會本能地想要與痛苦的源頭保持距離。這並非冷漠無情,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就像我們在面對危險時會感到恐懼,並想要逃離一樣,當我們面對他人的苦難時,我們也會感到不適,並想要迴避。
回到杜梅的例子,人們同情她的遭遇,敬佩她的學術精神。但同時,人們也看到了她為學術付出的巨大代價,以及最終被病魔擊倒的悲劇結局。
這種結局,觸動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恐懼」和「悲傷」系統,讓人在同情之餘,也產生了一種本能的疏離感。人們害怕自己也會像她一樣,為了追求目標而犧牲健康,最終失去一切。
如果說,同情背後的疏離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那麼現代社會的焦慮和競爭,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疏離,讓同情變得越來越稀缺。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也是一個焦慮蔓延的時代。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成功故事」,販賣著焦慮與不安。每個人都在努力奔跑,生怕被時代拋棄。學業、事業、家庭、育兒……每一個領域都充滿了激烈的競爭。
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的鈍感力逐漸升高。我們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包圍,其中不乏各種悲慘的事件和不幸的遭遇。
一開始,我們還會感到震驚和同情,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內心逐漸變得麻木,對這些苦難的感受力也越來越弱。
我們甚至會在心裡暗自比較:誰比誰更慘?這種「競爭的迷思」甚至滲透到了對苦難的感知中,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與此同時,現代社會也越來越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和競爭性。從學校到職場,我們都被教育要努力拼搏,要出人頭地,要成為「人上人」。在這種價值觀的引導下,我們習慣了將自己和他人的價值與成就、地位、財富等外在因素掛鉤。
我們每個人都背負著沉重的壓力,都在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苦苦掙扎。我們自顧尚且不暇,又哪還有餘力去同情他人呢?
甚至,當我們看到別人比自己更優秀、更成功時,我們內心深處可能會湧起一絲嫉妒和不安;而當我們看到別人比自己更慘時,我們又可能會暗自慶幸,甚至產生一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優越感。
更何況,在這個信息真假難辨的時代,我們也變得越來越「聰明」了。我們會用更加理性的眼光去看待每一個事件,去分析事件背後的原因和邏輯。我們會思考:這個人值得同情嗎?他的遭遇是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嗎?如果我幫助了他,對我有什麼好處?
這種「理性」的判斷,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我們同情他人的能力。我們不再輕易地被情感所打動,而是習慣於用理性的框架去分析和評判一切。
就像杜梅的事件,人們在同情她的遭遇的同時,也會思考:她是否太過於拼命了?她是否應該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這種思考,並非出於惡意,而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我們試圖從他人的經歷中汲取教訓,避免自己重蹈覆轍。
儘管現代社會讓同情變得越來越稀缺,但我們依然要認識到,同情是一種彌足珍貴的情感,它不僅對他人的福祉至關重要,也對我們自身的幸福感有著深遠的影響。
同情,是人類社會性的基石。正是因為有了同情,我們才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才能構建起一個充滿關愛和互助的社會。當我們同情他人時,我們不僅是在幫助他人,也是在幫助自己。因為同情能夠讓我們超越自身的侷限,體驗到更深刻的人性,感受到更深層次的意義和價值。
在這個焦慮和競爭的時代,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同情的價值和意義。我們需要培養孩子們的同情心,讓他們學會關愛他人,理解他人,幫助他人。我們需要創造一個更加包容、更加友善的社會環境,讓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溫暖和希望。
同情,也許不能改變世界的殘酷,但它可以溫暖我們的內心,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用自己的方式,去關愛身邊的人,去為這個世界貢獻一份力量。
杜梅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堅韌,也讓我們看到了現代人同情困境的縮影。我同情杜梅,但我不想活得跟她一樣,這並不是一種自私或冷漠,而是一種真實的人性體現。
在同情與疏離之間,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們需要保持對他人的關切和同情,同時也需要保護好自己,避免過度沉浸於他人的痛苦之中。並需要學會用更加智慧、更加成熟的方式去表達我們的同情,去踐行我們的善意。
畢竟我們都是「社會動物」,只有當我們學會真正地去同情他人,去關愛他人,我們才能在人際網路的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幸福和安寧。
作者:高浩容。哲學博士,道禾實驗教育基金會兒童青少年哲學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員、台灣哲學諮商學會(TPCA)監事。著有《小腦袋裝的大哲學》、《心靈馴獸師》等書。課程、講座或其他合作邀約,請來信studiomowen@gmail.com。